图：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创新科技中心主任黄锦辉表示，香港和深圳可以在不同阶段的创科生态链上紧密合作

　　中央政府去年（2019）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劃纲要》提出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即透过建设粤港澳企业、高校及科研院的合作平台，把研究、学习及产业结合，让大学研究有机会配合产业需求，推动科研成果商品化，便能填补香港在科研产业化方面的不足。

　　倡集中应用研究领域

　　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创新科技中心主任黄锦辉接受《大公报》专访时指出，本港大学有基础科研优势，惟受以往评估机制影响，教师缺乏诱因钻研应用型项目。他建议政府应加强主导，研发投入上集中“偏斜”於应用研究领域；做粤港两地共同关心的实用研究，积极参与到大湾区国际创科中心的建设中。

　　受限於市场和资本等方面的因素，融入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香港创科的机遇和选择之一。黄锦辉强调，深圳和香港两地在创科创业各具优势，可以在建设“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的任务上各展所长。基於科研上“前研后产”的模型，他提出了“深港创科生态链”，认为无论是公司、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香港和深圳可以在不同阶段的创科生态链上紧密合作。

　　这个创科生态链包含上游、中游、下游及出海四个环节。黄锦辉认为，香港的优势在於“一头一尾”，即上游的基础研究和出海将产品国际化以及融资，其中以八大资助院校为首的本港大学，有良好的基础研究团队，大多教授都有海归背景，知识面更加广阔，他们也拥有外国团队的脉络，加上香港生活环境西化，能够吸引国际知名研究团队来进行基础研究。

　　然而近年在创科研发投入上，香港研发开支仅佔GDP的0.8%左右，而公营研究、即主要由大学主导的比例佔55%，私营比例只有45%。而深圳在私营研究、即以应用为主的研究佔比达90%以上。黄锦辉表示，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构建健康的创科生态，研发开支及私营投入均应有所提高。

　　公营投入佔本地创科研发投入一半以上，且大学科研项目每年不在少数，为何转化率低迷？黄锦辉分析，当中存在老师的诱因问题。他说：“本港大学的教师部门每三年左右要被评估一次，在过去十多二十年的评估指标中，我们的指标大都基於基础研究，论文等，产业化或者说商业化非评估指标之一。”

　　黄锦辉说，大学研究的主要经费来自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按照过往规定，每间大学的经费中，12.5%会被抽出，以鼓励学校向其他机构，如研究资助局（RGC）申请更多资助。而RGC支持的项目大多数偏向基础研究，因而促成大学为“抢回”12.5%的经费，聘请更多基础研究实力强的教授，“所以过去十几年请的学者，大多只会写paper（论文），写proposal。而教师的评估积分最后亦影响到大学未来获得的研究经费，形成一个就目前而言的恶性循环，因而愈来愈少人从事产品化研究的工作。”

　　研究两地共同关心问题

　　“庆幸的是，现时教师评估指标中，加入了对社会有影响的因素，如social impact和environmental impact等，不是纯学术研究的指标，令老师和学生有做应用研究的诱因。”黄锦辉表示，不同於以往的大学定位，社会逐渐将“Entrepreneurship（商业化）”的使命加於大学，在充分延展大学学术自由、包容和支持教授的研究和教学自由基础上，学校可以有策略性地聘请更多有应用型研究背景的学者。他续指，政府作为八大院校发展和研究支持者，“可以偏斜地投入更多资金到应用研究领域，就如当年向基础研究偏斜一样。”

　　谈到粤港两地科研合作的壁垒，黄锦辉认为，现时在资源、人才流通和合作领域上均略存在问题，比如数据过河、医疗样本採集困难、学者互访申请程序仍待简化等。“要融合就要改变，现时合作研究的评估机制上，需要两地专家各自评估，再进行合併。大家需求不同，对大环境的认识不一致，评估上亦耗时耗力。”黄锦辉建议两地高校、科研机构均可研究双方共同关心的实际问题，使研究在两地都能发挥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