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穷节乃现，人总是要在危难时才显出真本色。

　　2016年，我在会展听来自北京的中国军事专家金一南教授演讲，他对抗战时期人性的刻画，跟今日香港不谋而合。

　　他说，中国近代的灾难，是因为中国人不团结一盘散沙所致。抗战期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以下20多位中央委员、58位将官投敌，当时不是民众出问题，是精英层出问题，出现大问题，党政精英都成了汉奸……当时中国出现的，叫集团性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不是一个两个，是团团夥夥的精英沉沦。

　　看到这裏，会否令大家想起我们的司法界、教育界、社福界、传媒界、公务员甚至一些富商？他们本是社会精英，一场黑暴，却团团夥夥地沉沦，甚至露出卖国歪心。

　　相反，由79日“佔中”，到长达八个月的黑暴，无论几多社会精英倒戈、变节、出卖、逃逸、龟缩，只有警队一直站在最前线死守。

　　向前看不到胜算，身后没一卒援兵，十八万公务员藏的藏、躲的躲、放箭的放箭，除了部分纪律部队施过援手，警队大部分时间都是孤军作战。日久见人心，谁是忠臣？谁是爱国者？黑暴日子的表现，就是最好的履历。

　　所以，当大家为新选举制度进言献策，加这改那，重建新爱国治港者班子时，我奇怪，为什麼没有人提及这批真正忠诚的爱国者？

　　战事完了，不少人跳出来邀功领赏，打生打死的却似乎被遗忘？

　　最近大家讨论完善选举制度，有人建议在特首选委及立法会议席中应加入青年团体、妇女团体、中资机构，甚至社团工会的席位，却没人记起，这守土护民的一群。

　　也许，大家被旧例捆绑了思维：公职人员不能参选立法会议员、警务人员不能参与政治活动，此之谓政治中立。

　　其实，这是一条殖民地恶法，因为当年英国人担心社会一旦出现反殖思潮，身为中国人的警队会倒戈造反，威胁殖民者管治，於是订立警察不得涉猎政治的恶法，他们至今连遊行集会的公民权利都被剥夺。

　　今时今日，我们看北京两会会议，人民大会堂席上不少穿着军服、警服的代表正襟危坐，即是说，军警都有代表参与国家管治系统，反而香港，纪律部队却完全被拒诸政治板块之外。

　　根据政府统计数字，纪律部队人数约58000人，连同家属及退休者，数目起码30万，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竟然没有半个民意代表进入权力架构为他们发声，实在说不过去。

　　纪律部队的特质是贴地、熟法例，黑暴过后，忠诚勇毅之心更无可置疑。当大家还在考验谁才是忠诚有能力有担当的爱国者时，他们早就在那裏默默守护，为高官、为市民挡汽油弹。

　　疾风知劲草，爱国不是一句口号、一个签名、一版广告，爱国是，在国家最需要你的时候，挺身而出，至少，香港警察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