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书展参加了一个联合讲座，有一名《南华早报》的女记者一直诚诚恳恳等到最后，等所有卖书活动完了，等所有签名拍照的粉丝走了，等到连工作人员都收拾离场了，这位斯文小记仍然锲而不舍地捕捉每一位讲者，作最后访问。

　　我是其中一位讲者，于是也是“被捕捉”之列。

　　访问跟讲座题目一点关系都没有，跟我们出版的新书亦无半点关系，写这件事，因为觉得这是新闻界一种惯常手法，也多少反映这些年偏颇新闻是怎样造成的，于是以此为例，给读者开开眼界。

　　我的答案并非记者想要的，大概不会被报道，故在此跟大家简述：

　　记：有人举报书展中有书商卖的书涉嫌违反国安法，你如何看？

　　我：书展中有人犯法，报警是正常的，如果你发现有摊档卖毒品、卖黑社会书，你都会举报吧？

　　记：有些书商自我审查，把一些涉及政治或政治人物的书都下架了，这是否反映国安法收紧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

　　我：请问被下架的是什么书？

　　记：一些政治人物如黄之锋的书、陈淑庄的书，还有关于2019年示威的书……

　　我：黄之锋及陈淑庄不是政治人，是罪犯，这不是我说的，是法庭判的。罪犯的书，下架有问题吗？关于2019年，那不是示威，那些不是示威者，那是暴动，那些是暴徒，我相信全世界书展，都不会容许有书商售卖歌颂暴乱、赞美暴徒的书。

　　记：未知有否犯国安法就举报、就自我审查下架，是否寒蝉效应？

　　我：警方一直都呼吁市民见到有可疑就报警，有读者看到那些书觉得可疑，报警，是正常做法，至于有没有犯国安法，不是你和我说了算，执法机构自会评定。不想被举报、被下架，就不要出一些挑战法律的书。

　　小记者很努力找不同的人，问相同的问题，我欣赏她的勤奋，也替新闻界忧心。走在地上的记者，都是带着立场来采访，他们都设定问题、想好答案，就是要找一把口替他们说出来。这不健康，甚至已成病态。

　　我们的讲座题目是希望找寻社会重新上路的方向，例如陈庄勤律师提出1972年港督麦理浩推出的十年建屋计划，为什么英殖时代可以，我们今天不可以？如果我是小记者，我会以此为题发挥，写一个专题报道，看看当年英国人是怎样解决房屋问题的，今天我们又遇上什么障碍，而不是只聚焦一些书展的犯罪行为的举报，这不是更有意义吗？这不是一个传媒人的社会责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