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大公报》当天详尽记录了普天同庆盛况。

　　文 / 《大公报》前总编辑 杨祖坤

　　时光回到上世纪60年代，那是1959年的香港，有一个青年人，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叩开了位于上环干诺道中大公报的大门，通过考试获得取录，当上一名见习记者。

　　这个青年人就是我。

　　从此，我与《大公报》结下毕生不解缘，一直工作近50年，退休后又与《大公报》结下继续撰写专栏的缘分，这不仅仅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而是我有幸进入养我育我教我引领我成长的大家庭和大学堂，在这里有来自五湖四海讲不同方言的同事，虽然要有少少的磨合阶段，但很快地大家的相处竟较同一血脉出生的家人还要亲，因为我们是为同一目标而来，就是为了祖国的强大，为了香港同胞的福祉，为了对国家民族有多一点奉献。

　　我在香港出生和长大，耳闻目睹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和内地人民是怎样地关怀爱护香港同胞的，这血浓于水的亲情，永远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而这一切，作为历史记录者的大公报记者，也就如实地报道在报章上。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祖国亲人为丰富我们的文娱生活，经常派遣艺术团、剧团、体育代表团来港演出；东江之水越山来为香港同胞解“水荒”问题；源源不绝的粮油副食品供应使我们免受高物价高通胀之累。至于回归后开始的个人游、内地企业大举来港上市，以及在关键时刻，中央坚决撑港打赢洋大鳄，保护香港的货币和金融体系，更是为人津津乐道，记忆犹新了。

　　最感动的历史时刻 是香港回归那天

　　对我来讲，最感动的历史时刻是香港回归那天。《大公报》在1997年7月1日先后出版4次“号外”，正版更出纸71张共284版，印数300万份。《大公报》当天的头版标题是：回归了开新篇。我还记得，回归前夕，老天爷降下倾盆大雨，似乎要我们铭记这就是洗刷民族耻辱的时候了。记住这场雨，记住这场下得很大的雨！

　　还有，回归后践行“一国两制”时，面对西方势力处心积虑的捣乱，出现了严重的“黑暴事件”，就在这关键时刻，中央又为我们制订香港国安法，以及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使得香港又一次拨乱反正，保持“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新冠疫情肆虐，祖国给香港送来药物和医疗队，并以“中国速度”火速建成方舱医院，凡此种种俱令港人留下深刻印象。

　　上面的历史事件，大公报记者都如实地记录下来，这是记者肩负的光荣使命，既秉承先辈的办报理念，又与时俱进，在爱国爱港旗帜下找到了《大公报》前进的方向。

　　今天，欣逢香港回归25周年的喜庆日子，又是《大公报》创刊120周年纪念，我作为《大公报》一名耕耘者，既感高兴也觉汗颜。这些年来，尽管我们本着初心，做了不少新闻记者应做的工作，但同时代要求来讲，仍然有很多差距，这有待一批又一批的耕耘者不断努力，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了。我要讲的是：要记住《大公报》是一张“中国人民的报纸”，这是周恩来总理于上世纪50年代为支持香港《大公报》不让港英政府“查封”而作出的宣告，这个庄严的声音明确铸定《大公报》的性质和应坚守的立场。这是大公报人的荣耀和责任。

　　一个人的寿命据说最多可活120岁，但一家报纸的寿命是不会受年龄局限的。《大公报》创刊120周年，仍是风华正茂，如日中天，我作为《大公报》事业的一个参与者，同所有大公报人一样，将见证大公报奋斗历程的延续，以及代代相传的勇毅和决心。《大公报》的事业如同所有爱国爱港的中国人民事业一样，将薪火相传，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