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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大公报 | 难忘的“顾大使”

2022-06-07 04:23:44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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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笔者在轩尼诗道大公报旧大楼上班时,该大楼是湾仔天乐里一带最高建筑物。

  文 / 焦惠标 《大公报》前助理总编辑兼港闻课主任

  今年,《大公报》迎来了120岁“生日”,可喜可贺!

  我于1965年18岁时加入《大公报》,屈指算来,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我那时是到湾仔轩尼诗道大公报旧大楼上班的。这座大楼在那时是湾仔天乐里附近一带最高建筑物。我们走上天台,就可以看到维港上的渡轮。

  前些日子,我重返这座大楼3楼,参观“艺术香港”主办的一个展览。3楼正是《大公报》当时的编辑部,我们在这里不知熬过多少个夜晚。虽然现在面目全非,环境改变了,但是,我还可约略找到我们写字枱原来的位置,找回片片回忆。

  我那时是在要闻课。编辑部的架构较为简单,要闻是负责中国和国际新闻,港闻是本地新闻,其次是财经、副刊、校对和资料室,就是这么多。

  记忆所及,大公报要闻课跟其他报纸最大不同之处,或者说,在香港只有《大公报》才有的,独一无二,就是除了日常的版面工作,每位同事要负责研究一个题目。那时的编辑主任兼要闻课主任赵泽隆先生精通日文,顺理成章研究日本问题。所以,《大公报》有关日本问题的评论,很有见地,受到同行的推崇。

  每位同事研究一个题目 受到同行推崇

  至于台湾问题,则是副编辑主任顾建平先生的专长。他除了日常的工作,还主编每周一期的《台湾内外》周刊。顾先生,大家昵称他“顾大使”,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前辈。我有什么不懂向他请教,他总是十分认真详细解答,有时还给我找来《康熙字典》翻阅,指出这个字、这个词的来龙去脉,让我受益不浅。这些教诲虽然事隔这么多年,我还是记忆犹新。

  顾先生是台湾问题专家,所以经常登门请教他的人多的是。我记得,有一位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朋友来得最多最频密,差不多三头两日就上来。很准时,我们九时上班,他九时半左右就到,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大家都各自埋头干活,有时倒没有留意他。

  只是,如果碰巧赵泽隆主任例假,顾先生要顶替他的工作,就有点麻烦了。因为,谈得兴起,顾先生忘记旁边有一大堆大样压在那里。记得,有好几回,字房领班见大样还不来怕妨碍开机印刷,就跑上来看看,于是向我打个眼色。我只好走过去,有礼貌地打断他们的谈话,请顾先生先把副刊等版大样签发下去。

  顾先生1982年辞世后,就没有再见这位新华社朋友到我们编辑部来了。到2000年,新华社香港分社“分家”,中联办挂牌成立。我赫然发现在中联办领导名单中有这位新华社朋友。我想,如果我晚上做梦,见到顾先生,我会告诉他,那时经常找你的那位新华社朋友,做了高官。

  对于台湾问题,我当时年少无知,待日后走上台湾采访之路,才领会到这是个大问题,牵动两岸中国人民的心,关系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有120年历史的《大公报》,曾欢呼抗战胜利,迎来新中国成立,见证香港回归祖国。我想,也必然会看到祖国统一,到那时,我会告诉顾先生,他倾注心力的台湾问题,终于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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