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011年11月20日，埃及示威者再次走上街头要求军方交出政权 美联社

埃及是历史文明古国，也是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西方大国为诱导埃及走上有利于西方的发展道路，想方设法使埃及保持弱势和依附状态，积极推动埃及“民主化”。这一策略在2011年埃及“1·25革命”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回看这场带有“颜色革命”色彩的非暴力革命，不仅未使埃及像许多人预期的那样走向繁荣稳定，相反，埃及由此陷入几十年不遇的危机与动荡之中，令埃及民众尝尽切肤的“失序之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田文林

2010年6月，埃及青年萨依德涉嫌在酒吧内吸毒，被数名警员误打致死。埃及民众认为警方滥权，加上对当局长期积压的强烈不满，在年底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助燃下，群情激奋的埃及青年人决定为“变革”而战。

1月25日是埃及“国家警察日”，本用于纪念1952年在抗英斗争中，50名拒绝向英军缴械而牺牲的警官。而2011年的1月25日，埃及首都开罗的解放广场上人头攒动，4.5万人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

经过短短18天的非暴力抗议，执政长达42年的穆巴拉克政府最终被推翻。这场运动后来被命名为“1·25革命”。

失之在政 而不在制

图：埃及“1·25革命”令埃及陷入危机与动荡之中 网络图片

事实上，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国力之所以走下坡路，过错并不在威权政体本身，而是当权者背离广大劳动群众，所谓“失之在政，而不在制”。回顾历史，1952年，埃及正是在第二任总统纳赛尔的带领下，推翻法鲁克君主政体，建立起具有较强资源汲取和分配能力的威权政体，帮助埃及强化了“阿拉伯世界领头羊”地位。

但美国从削弱埃及的战略需要出发，恰恰将埃及的威权政体视为眼中钉，将推动埃及“民主化”作为政策目标。因为诱导埃及走“民主化”道路，是从制度上削弱埃及的釜底抽薪之举。美国通过非政府组织（NGO）长期渗透，扶植“革命”领导人，以及在民众抗议中的积极煽动，成功使埃及青年走上街头。

有学者感叹：“革命意味着改变，但在阿拉伯世界的改变是摧毁性的，这些改变为地区国家塑造了新的敌人：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埃及“1·25革命”就是如此。

中下层民众苦不堪言

图：2011年1月25日，埃及青年在首都开罗解放广场进行反政府示威 网络图片

2011年埃及民众起身抗议时，打出的口号是“面包、自由和公正”。谋求改善民生环境是最主要诉求之一。然而，埃及剧变后，经济路线依然如故，加上政权更替引发的安全动荡，原本脆弱的埃及经济雪上加霜，许多经济指标甚至赶不上剧变前的水平。

“1·25革命”后，外汇和财政收入持续减少。据埃及官方数据表明，埃及出口额逐年缩减，2012-2013年为270亿美元，2015-2016年已减至187亿美元。埃及外汇储备则由穆巴拉克下台前的360亿美元，降至2015年底的164亿美元。分析称，埃及政治变局使该国社会倒退至少15-20年。

与此同时，动乱使约四千家工厂关门，就业进一步减少。埃及官方统计，埃及失业率从革命前的9.8%升至2015年的12.8%。通货膨胀却在不断加剧。开罗一些居民区的面包、小扁豆、大米等，价格大涨八成，令中下层民众苦不堪言。

埃及剧变亦使支柱产业旅游业遭受重创。埃及许多著名旅游景点从游人如织变得门可罗雀。2016年2月24日，埃及总统塞西谈及埃及经济困难时甚至表示，如果对国家经济真有好处，他情愿卖掉自己，足见国内经济之困难。

“秩序是个好东西”

埃及民主转型“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转了一圈，又重新回到原点。

2011年埃及的威权政体垮台后，埃及很快出现权力碎片化乃至“权力真空”。穆巴拉克下台后短短数月，埃及就涌现出近四百个政党，参加下院选举的政党超过50个，候选人超过6700名。党派间权力纷争此起彼伏，导致政治内耗和权力空转，进而引发安全形势恶化，恐怖势力蔓延。

2012年6月，穆兄会背景的穆尔西选举上台执政后，其推行的政策争议极大，导致支持与反对穆尔西的民众同时上街游行示威。穆尔西执政一年，埃及共发生7400多次民众抗议，相当于每天有二三十场。2013年6月30日原本是穆尔西就职总统一周年纪念日。当天，迎接穆尔西的不是庆典和鲜花，而是人数超过1400万的超大规模示威游行。

阿拉伯媒体评论称，埃及就像迷失在大海里的轮船，没有船长、船员、航海设备及可供停靠的海岸，随时会陷入“国家崩溃”危险。阿拉伯人有句谚语：“60年的暴虐也比一天的混乱好。”

持续的动荡使越来越多的埃及人开始怀念穆巴拉克时期，充分认识到“秩序是个好东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埃及军方强行罢黜穆尔西政府，重新回到威权政体状态，回到“没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时代”。这不免让人感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精心布局二十载 美NGO蛊惑埃及民众

图：穆巴拉克的支持者在街市与示威者大打出手 网络图片

美国为推动埃及“民主化”，可谓精心布局良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便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等非政府组织，斥巨资扶持当地的研究机构。这些非政府组织看似安分守己，人畜无害，但其一直静悄悄地传播民主化理论，不断侵蚀埃及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民众心理，最终为2011年埃及政坛剧变及后来向“民主化”转变铺平了道路。

“美国国际开发署”机构花费在推进埃及民主化方面的开支每年约2000万美元。在埃及表现活跃的FFF和NED等美国非政府组织，也利用一切机会攻击埃及的集权官僚体制。

美国还通过资助埃及的研究机构，促使埃及接受民主化观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资金覆盖了埃及国内所有研究领域（公民社会、妇女、人权等），以及部分国际和地区问题领域。著名的“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就受到境外资金资助。“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些研究机构接受西方资助后，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并传播西方的观点和主张，使之日渐渗透进政府部门和意识形态领域。

“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将“推进民主”作为根除极端主义的关键。2002年，小布什政府实施“中东伙伴倡议”（MEPI），将推进中东民主的资助额度从2000年每年5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20亿美元。其中埃及是美国“民主改造”的重点对象。

2008年，兰德公司对美国在埃及推进民主改革进行了具体研究，认为美国应鼓励非政府组织为改革者提供培训，并帮助改革者获得和使用信息技术，美国信息技术公司应帮助改革者的网站运行良好，并投资发展网络匿名技术，以逃过政府的监控。奥巴马上台后，入主白宫第一年就为该项目增加了6500万美元预算。

在美国等外部势力长期支持下，埃及非政府组织数量不断增加。据2008年埃及人权发展报告（EHDR）统计，到2007年，埃及非政府组织已达21500个。一旦国家出现动荡，这些非政府组织便乘势而起，推波助澜，充当了“颜色革命”的急先锋。

美组织培训“革命”领袖 图“关键时刻起作用”

埃及“1·25革命”看似是无组织、无纲领、无领导的“三无革命”，但种种迹象表明，这场“革命”与美国非政府组织（NGO）的长期渗透，及在民众抗议中的积极煽动直接相关。

这其中，有两个非政府组织表现最为抢眼。其中一个名为“全国变革运动”（也称“卡法亚”，Kefaya），成立于2004年11月，由同五角大楼关系密切的兰德公司一手扶植。

值得注意的是，“卡法亚”意为“受够了”，而在2003年乌克兰“玫瑰革命”中，反政府组织名叫Kmara，意思也是“受够了”，该组织同样受到美国非政府组织NED的培训。

另一个则是“四月六日青年运动”。该组织成立于2008年4月6日，最初是为支持和纪念埃及纺织工人大罢工而成立的，不久便受到美国的高度关注。该组织成员曾前往美国中情局在塞尔维亚成立的非政府组织CANVAS实习，学习人群组织技术，以及如何应对警方暴力。“四月六日青年运动”领导人向美国人承诺，要在2011年埃及大选前“推翻政权”─这一承诺果然应验。

美国高官还直接出马，通过种种方式对埃及政局煽风点火。2009年5月，奥巴马访问开罗时，国务卿希拉里曾接待了一批在“自由之家”接受过2个月培训的埃及青年活跃分子。2011年“1·25革命”发生后，美国加大资助埃及非政府组织力度。

据统计，2011年3月至6月，埃及境内非政府组织共接受了1.75亿美元的援助，是此前美国援助总额的近3倍。2011年3月15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埃及，专程参观了开罗解放广场，以示对埃及“民主运动”的支持。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鉴于西方资助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在埃及政局动荡中上下其手，遗祸不浅，埃及政府最终在2012年2月将43名NGO成员逮捕，这当中包括19名美国人。这种前所未有举动表明，美国非政府机构在埃及剧变中卷入极深。

埃及开罗大学教授拉万迪说过：“革命大部分动因是民众掀起的，但之后却被美国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