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亚洲时报网站11月6日发表文章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美国盟友认为有必要对拜登总统本周遭受的选举失败作出反应。尤其引人注意的失利是在弗吉尼亚州，拜登的政党本来控制着该州，但现在失去了，而民主党在全国其他地方的选票也减少了。

　　文章称，通常情况下，没有理由去让比方说一位德国领导人对美国一个中等规模州的投票发表评论。但在这种情况下，盟友驻华盛顿大使馆发出的电报可能需要应对这个问题：拜登是否已经受到沉重打击，以至于仅仅三年多后，他就将在2024年的选举中被替换，其外交政策倡议会被特朗普那样的民族主义民粹派甚至特朗普本人所推翻?

　　文章称，盟国的担忧一定程度上在于美国总统越来越习惯于在外交政策上自作主张，而不是争取更广泛的政治共识。在美国动荡的政治格局中，这一趋势令人对美国政策的持久力产生怀疑。

　　如果总统认为他不能就一项条约获得宪法要求的参议院三分之二议员的同意，他仍会执意推进，并给它换个说法。

　　例如，美国前外交官安妮-玛丽·斯劳特写道，2015年美国与其他几十个国家签署的《巴黎协定》没有被称为一项条约，而是一项“只对奥巴马总统的政府具有约束力的行政协定”。奥巴马与伊朗达成的限制其核武器计划的复杂协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也是如此。

　　文章称，这种策略的弱点在特朗普接替奥巴马之后就明显表现出来了。因为《巴黎协定》和伊朗核协议都没有参议院的批准，特朗普只是大笔一挥就轻而易举地推翻了每项协议。

　　今年，拜登迅速恢复了《巴黎协定》，并希望重返伊朗核协议。但2024年后又会怎样?

　　文章指出，美国变来变去的外交政策给美国的盟友带来了不确定性。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威廉·豪厄尔说：“作为我国政治特征的普遍僵局、两极分化和不信任……使得外国领导人在与我们达成长期和代价高昂的协议前会有所迟疑。”

　　“我认为存在一种真正潜在的担忧，即美国的回归可能是暂时的，”左翼的美国进步研究中心研究员、与欧洲关系专家马克斯·伯格曼说，“欧洲人对于追随美国的领导有点警惕。”

　　分析人士说，西方对拜登上台的喜悦被一种潜在的担忧所冲淡，即特朗普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事实上可能会延续下去。

　　“拜登之后，可能又是特朗普，”法国前驻美大使杰拉德·阿罗评价道，“我们欧洲人必须学会捍卫或自己管理我们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