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侃如(肯尼思·利伯索尔)在美国是研究中国政治体系，包括精英政治和外交政策方面的主要权威之一。他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管。他曾担任美国多个联邦政府部门的顾问，并在2009年至2012年间担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以下是最近对他的采访摘录：

　　记者问：在美国与中国接触的过程中——从尼克松政府到奥巴马政府——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这些政府对中国相对软弱，或者对北京的领导层和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很天真。作为旁观者、甚至是参与其中者，你对中美关系和两国高层交往的看法是什么?

　　李侃如答：从尼克松到奥巴马，美国对中国既不“软弱”，也绝非“天真”。连续几届政府都过分简单化地认为接触能导致中国走向(美国式)民主，这从来都不是有效的假设。随着范围和背景的变化，美中关系的具体目标和重点也在不断演化，双方关系经常受到各自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冲击，谈判通常艰难而漫长，“胜利”从未轻易实现。

　　问：我们是否正进行所谓的“转向亚洲”?这一政策转变背后的目标是什么?

　　答：这一想法源自奥巴马第一任期初期对美国军事、经济和外交资源配置的评估。评估的结论是，我们在中东的战争和反恐方面过度投入，并一直忽略亚洲。由于亚洲是未来所在，美国应重新平衡，增加对亚洲的关注。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伦在这次评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再平衡努力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将我们从亚洲转移到中东的一些军事资产重新移回亚洲，但这一努力更重要的是将重点放在达成重要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其中一个关键支柱，并加强我们在那里的外交博弈。这其中就包括决定参加东亚峰会，成为一个更严肃、更积极的存在，而不是被阿富汗、伊拉克和该地区恐怖主义的普遍威胁搞得焦头烂额。这一设想不是为了百分之百关注一个地区而放弃另一个地区——多尼伦想要实现的是“再平衡”，而非“转向”。

　　不过，这种说法在美国国务院出现了扭曲，它说的是将战略支点“转向”亚洲，而不是“再平衡”。事实证明，战略支点的“转向”对媒体而言更具吸引力，而“再平衡”明显听起来有点含混不清。“转向”最初在军事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因为美国迅速开始将已经从太平洋司令部责任区剥离出来的军事资源调回亚洲。因此，“转向亚洲”增加了我们的安全存在和义务，但经济方面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当时我在(给奥巴马总统的“让北京回归”备忘录中)写道，亚洲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机会尤其重要，美国需要投入足够的军事资源来维持亚洲的稳定，以确保美国与其在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合作。毕竟，经济合作是利润核心，而军事承诺是成本核心。但我们在军事方面比在经济方面的行动更迅速、更明显，中国人认为这是一种威胁，某种程度上是在针对他们。

　　问：你如何总体评价特朗普总统的对华政策?

　　答：特朗普总统大幅改变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但他同时也改变了对几乎所有美国盟友的政策，甚至经常诋毁美国的基本外交政策原则。他的做法是以自我为中心，蔑视美国过去的政策和承诺，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做法极不稳定。虽然他对中国保留了特殊的愤怒，但我觉得他大大削弱了美国在整个地区的力量。破坏TPP、退出《巴黎协定》、将联盟承诺视为有偿保护协议等举措使美国成为一个不可靠的伙伴。特朗普拒绝接受自己在2020年大选中的失败，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拜登现在为恢复美国信誉所做的努力——甚至是特朗普在2024年获胜并打破拜登政府承诺的可能性，也给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此外，在国务卿蓬佩奥、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等人的帮助下，特朗普政府调整并收紧对中国的经贸政策，并采取其他措施以应对北京日益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内经济政策和增强海外自信的政策。

　　中国对美国政策方向的转变负有责任，但特朗普为此辩解、推动和实施的措施总的来说是适得其反的，这强化了中国对美国意图最黑暗的假设，并削弱了未来任何一届美国政府获得亚洲盟友和伙伴信任的能力。

　　问：拜登政府初期在应对与中国的挑战方面做得怎么样?

　　答：不太好。在特朗普执政的混乱年代之后，我曾希望会有一套更加专业、务实和基于利益的对华政策。虽然拜登政府在改善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方面作出了更为一致的努力，但在我看来，它未能制定针对中国自身的前瞻性战略。简言之，拜登政府犯了以下五个错误：

　　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拜登政府将我们的全球政策定义为民主对抗威权。这一表述本身是一个自我设限的框架，因为许多非自由民主国家在重要的对华政策领域与美国观点一致，但又不愿意在帮助民主战胜威权方面同我们站在一起。此外，这一框架从根本上削弱了与北京进行有意义对话的前景。讽刺的是，就在推进这一框架的同时，拜登政府每天都在竭力维持美国国内的民主。

　　其次，拜登政府将“竞争”与美国对华政策挂钩，却没有确定具体目标、优先事项、工具和基准来解释和评估这种“竞争”。只要这种实质性真空持续存在，美国就没有应对中国所构成的挑战的战略。相反，美国只是采取了被动和防御性的姿态。

　　第三，与中国奉行的非常积极的双边和多边贸易投资政策相比，拜登政府似乎害怕在亚洲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贸易举措。美国承诺为亚洲制定一个经济框架，但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美国的做法却越来越具保护主义色彩，这就意味着在我们寻求与中国竞争时，我们对朋友和盟友并没有吸引力。

　　第四，美国应对避免与中国开战所需要做的事情进行一些非常严格的分析。就地区而言，美国有效加强了与整个亚洲地区的朋友和盟友的安全关系。美国最有可能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地方是台湾，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对台政策似乎是在朝着增加而非减少两岸发生军事冲突可能性的方向发展。我们需要主动与中国展开高级别的战略对话，以避免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此外，有关核扩散、核军备控制、危机管控和相关建立信任措施的高层对话也应成为我们与中国的安全议程上的重点。

　　最后，美国在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时，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或许就是处理好自己国内的问题。美国国内政治的两极分化和机能失调正强化中国的如下观点，即美国正处于不可逆转的衰退之中，但仍有能力、或许可能会孤注一掷地予以反击。北京因此认为，美国在未来几十年仅仅是一个试图干扰中国崛起、在中国内部煽动分裂和制造潜在政权更迭的国家，这使得中国几乎没有动力去寻求与我们的合作以应对两国面临的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