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亚马逊公司工人示威，要求加薪。\网络图片

　　在马凯硕看来，美国所犯的第二个战略错误明显加深了第一个战略错误：西方在普遍削弱政府机构，尤其是美国。美国前总统里根有句名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才是问题所在。”因此，政府不应该帮助由于经济竞争而受到伤害的工人，市场会自动创造和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种理念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接下来的30年间，美国主要公共服务机构资金不足、权威丧失、士气低迷。

　　奇怪的是，尽管理论上里根政府不赞成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但当它认为自由市场的力量会伤害到美国的公司时，里根政府进行了干预。例如，当美国汽车公司抱怨竞争不过日本汽车制造商时，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日本自1981年起对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实行“自愿出口限制”。

　　因此，里根政府为美国留下了一个自相矛盾的遗产。不幸的是，里根政府青睐的干预手段是“消极”的干预：用强硬手段阻止来自日本的竞争。它没有进行任何“积极”的干预，比如对在经济竞争中失业的工人进行再培训。

　　与此同时，美国人对政府介入工人培训的反感也延伸到了反对工会保护工人利益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引入美国跨国公司投资时发现了这一点。当时这些美国跨国公司坚称，只有新加坡政府阻止新加坡工人加入工会，它们才会在新加坡投资，在它们看来，工会妨碍了市场力量发挥作用。

　　美国人不屑于设立帮助工人的计划和机构，如果为了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而必须解雇工人，那就解雇好了，毕竟利润比员工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