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评论员 陈国栋 方乐迪

    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个最早设立于1927年五届一中全会的中共权力机构，随着中共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及至进入当下复杂的政治社会历史隧道，其组成人员经历多次变动。中共地方省委书记，作为中共权力架构中上达中央、下及基层的核心链条，其政治地位也随着中共历史进程的变迁而不断调整。

    大公网《北京观察》栏目以大规模开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人事布局的中共十二大为历史起点，梳理中共地方省委书记进入政治局的历史演变，试图管窥中共政治中的地方与中央互动密码，解读其中的政治意涵。

    中共政治局组成人数的历史演变

    自中共十二大起，历届政治局委员会组成人数不一，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并且呈现出两个趋势：1982-1987为下降，1987-2007为上升，其中1987为最低点。

    如图所示，作为改革开放政策启动后选出的第一届政治局，1982年选出的第十二届政治局规模基本延续了改革开放前的惯例。不过，随着改革的推进，在1985年的调整中，一大批老同志退出领导岗位，政治局委员人数从25人降至20人；及至1987年中共十三大，随着改革进一步推进、尤其是小平同志所提的政治体制改革向前迈进，政治局委员数大幅降至17人，与1982年相比下降32%。

    不过，经过1980年代末的政治变迁，于1992年选出的第十四届政治局委员会组成人员则增至20人，在同样由江泽民任总书记的第十五届政治局中，组成人数进一步增至22人。

    2002年，胡锦涛当选中共总书记，中共制度化进一步向前迈进。由胡领衔的第十六届政治局，委员人数保持为22人。不过，在五年后选出的第十七届政治局，总人数又反增至25人，而且不设候补委员，25人均为具有同等投票权的委员。至此，中共政治局委员人数经过一个轮回，再次回到了1982年的水平，均为25名委员。

    有本港政治分析员认为，1982-1987年的下降周期，体现了小平同志所主导的改革进程；而1987年之后的上升周期，则是改革、尤其是经济社会领域改革逐步推进后，各种社会利益不断分化在最高政治权力层的体现。“更多元的利益需要更多样的权力代表”，该人士分析到，因此在最高权力层增加代表人数，就成了一个符合历史逻辑的选择。

    地方大员“入局”或有变数

    在由毛一手设立的单一制国家制度框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遵循“地方服从中央”的基本政治规则，在中央高层的权力架构中难见地方官员的身影。不过，随着改革开放推进，地方凭籍强大的经济、社会资源，其在中央的政治存在感益发增强。在中共的权力架构中，这种存在感就体现在地方大员“入局”——进入政治局，成为中国最高决策层的一员。

    地方大员“入局”，始于1987年选出的中共第十三届政治局。是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四名地方大员进入政治局，将近占据中国最高权力层的四分之一。有政情分析人士认为，在当年小平同志推动的体制改革之中，改变政治权力过分集中现象是一大重点。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提及“要进一步下放权力”、“（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逐步划清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做到地方的事情地方管”，由此为地方大员入局提供了政治依据。

    徇此依据，在随后的历届政治局中均可看到地方大员的身影。截至第十七届政治局，得以“入局”的地方大员主要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山东、新疆、四川、湖北、重庆。其中，自1987年的江泽民和李锡铭后，北京、上海两市书记每次均“入局”；天津方面，李瑞环及其接任者谭绍文两人均先后“入局”，不过谭因病于1993年3月去世，中央安排仅为中央委员的林业部长高德占接任。张立昌于1997年8月——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两个月——接任天津市委书记，但张并未顺时“入局”。直至五年后的中共十六大上，张立昌得以进入，其接任者张高丽于2007年“入局”。

    除了京津沪，其余省份大员“入局”并未呈现可遵循的规律。在广东，书记“入局”始自谢非，随后的李长春、张德江、汪洋均得以“入局”。四川、湖北的情况较为相似，分别自1987年的杨汝岱和2002年的俞正声之后再无书记“入局”。山东则有姜春云和吴官正分别于1992年和1997年“入局”，其余书记未能进入。新疆书记“入局”与被港媒称为“新疆王”的王乐泉有一定关系：王自1991年以山东副省长身份调任新疆自治区区委常委、区政府副主席，三年后即出任新疆自治区书记，至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时，已为老资历的新疆书记，因此得以“入局”。在王于2010年调离新疆后，中央安排身为中央委员的张春贤为其继任者。

    上述梳理可发现，除北京上海书记“入局”最为稳定、天津广东书记“入局”相对稳定外，其余省份书记“入局”并非定局。有接近中共高层的消息人士对大公网《北京观察》栏目表示，截至目前，中共并未形成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的固定模式，地方书记入局与否更多与书记本人的政治资历、或该省份在当时的特殊战略地位有关。

尤其在今年，薄熙来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在任重庆书记期间，发生了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叛逃事件之后，“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地方书记是否‘入局’更有待观察”，上述人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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