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中国道路”的话语权，需破除唯西方发达国家模式是从、唯西方经济学标准教科书是从、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从的三大思维定势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求解中国发展之谜成为世界性的重大命题，“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概念也应运而生。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突出表现，使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更为关注。尽管“中国道路”尚未定型，但其已经迸发出成为我们时代最优发展模式的可能性。然而，一些人对此却持质疑和否定的态度，产生这样的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三个突出的思维定势是认识“中国道路”的重大障碍，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破除它们，不仅是推动“中国道路”理论与实践走向深入的重要前提，还事关我们在“中国道路”问题上的话语权。

　　破除唯西方发达国家模式是从的定势，树立中国创造人类社会发展新道路的自信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都把向现代社会变革的过程等同于西方化或欧洲化，他们把人类各民族的发展预设为只有一条道路。在这种思维定势的影响下，一些人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道路”，所谓“中国现象”是暂时的和过渡的，其终极目标必然还是西方的经济、政治、社会模式，西方与东方最后必然殊途同归。另有人把转型路径等同于“中国道路”，比如“阶段论”认为“中国模式”具有“转轨国家”的普遍特点，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主流社会，所谓的“中国模式”也就消亡了。还有人持“慎用论”观点，他们虽然承认“中国道路”，但认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应继续“韬光养晦”，不应公开提“中国道路”。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惧外”的表现，谦虚之中透露出了思想上的“西方恐惧症”。

　　实际上，近代以来的发展史证明，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和道路，英美模式更不是唯一至善至美的模式。从人类进化发展的新观点看，达尔文革命彻底粉碎了理性最优范式的科学性。而新比较经济学也同样否决了传统比较经济学家艾登姆等人提出的“发现那种体制是最好的体制”的传统的比较研究方法。这些均可为“中国道路”的立论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相应地也会形成不同的国家生态。“中国道路”是根本不同于所有西方模式的独特道路。这种独特性根源于中国特有的成长条件和发展环境：其一，中国的大国地位决定了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大国和小国有本质的区别，就像海洋中的船舶，小船可以随波而行，大船却必须劈波斩浪。小国可与大国结盟，依托其力量而发展，而大国则必须独立自主。其二，社会主义造成了“中国道路”与西方模式的根本区别。现代化是由资本主义最早开启的，中国坚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探索新道路，必然会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其三，中华文明是“中国道路”的根脉。中国是世界上惟一保持文明连续性的国家，长期保持了文化的独特性。这是中华文化创造力、自我更新能力的表现。而这种强大生命力恰是“中国道路”独特性的源泉。其四，中国共产党有能力自主领航中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深得中国人民的信赖，且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其五，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与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使中国避免了照抄照搬别国模式。两者的结合很好地体现在了新中国历代领导人身上：如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的求真务实精神等。这些使中国摆脱了传统的反市场的教条主义的束缚，避免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得以依据自身国情选择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