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韩联社昨日报道，向靖国神社及日本驻韩大使馆投掷火焰瓶的中国人刘强，将于六日出狱，该国法务部决定要求首尔高等法院对刘强进行「罪犯引渡审判」，以此来决定是否根据韩日间的罪犯引渡条约将刘强引渡至日本。消息一出，引起中国人的一片愤慨，认为这等同宣布刘强将被送往日本。但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韩国政府的「变通」做法。在不得罪中、日两国情况，将问题交由法庭决定；而最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法庭以「政治犯」为由拒绝日本引渡要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此事时，表现得相当低调，仅用「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此案，希望并相信韩方会公正、妥善处理此案」。但与此相反的是，网络上的新闻跟帖却是一面倒，狠批韩国「出卖」中国，向日本「叩头」等等。民粹主义固然有其现实因素，但站在大外交的立场，韩国作出任何判决都是其「内政」，中国不应做过多的不必要批评。更何况，向来「精明」的韩国人，又岂会如此愚蠢地完全倾向日本立场？

    藉法庭消除外交压力

    如果仔细分析韩联社的新闻稿，就能看到一些端倪。例如，新闻中称，法务部决定要求首尔高等法院对刘强进行「罪犯引渡审判」。事实上，这并不是一种「惯常」做法，韩、日两国自二千年初签署《韩日罪犯引渡条约》以来，进行了不下十次的「引渡」行为，但并没有出现过类似于此次的「罪犯引渡审判」。就连笔者的一些韩国传媒朋友也称，这种情况极少出现，原因在于，引渡条约通常是两国司法部门相互商讨的结果，当事人并没有所谓的「申诉权力」。问题也因此而生，为何韩国要增加此项「审判」？

    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变通」做法，目的是不想作出「即时引渡」的决定；而希望通过多一道法律程序，来淡化韩国政府需要付出的外交责任。因为不论最终刘强会遣往何处，韩国政府都可以将责任推予法院，减轻可能出现的外交动荡。

    其次，以韩国的外交理念与风格，绝不可能出现政策完全一面倒的事件，这是基于其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韩国人明白，与日本的引渡条约不能因此事而「作废」、与中国的良好政经关系更不能因此事而严重倒退，正因为如此，刘强很有可能被定性为「政治犯」，以此来抵销对日本的「引渡」要求。

    此次事件的主角刘强，是一名三十八岁的广州英语讲师。日本当局指控他于2011年12月26日于靖国神社门上放火。在韩国警方调查的过程中，刘强愤怒地表示：「都已经过了60年了，日本政府非但不承认历史，也没有任何想负责任的意思，对此我很愤怒。」当地媒体还披露，刘强家庭饱受日本残害，例如其外曾祖父因抗日被拷打至死，他的外婆被日军带到中国南部当慰安妇。韩国媒体多次强调刘强的「政治目的」，背后也非完全没有当局的用意。

    如果刘强作为「政治犯」的身份被确定，那么韩国当局就可以有更大的操作空间。因为根据一九八八年制定的韩国《罪犯引渡法》第7条（绝对拒绝引渡的理由）第4项规定「犯人由于种族、宗教、国籍或政治信念等原因被认为可能会遭到处罚或不利处分时」，必须拒绝引渡。这与中国政府主张「刘强抗议日本否定历史的行为应适用其中??政治信念??的条款」相脗合。

    「政治犯」不受引渡限制

    不仅如此，根据联合国一九九○年通过的《引渡示范公约》第三条「拒绝引渡之强制性理由」中规定，遇下述任一情况不得准予引渡：（a）被请求国认为作为请求引渡原因的犯罪行为属政治性罪行；（b）被请求国有充分理由确信，提出引渡请求是为了某人的种族、宗教、国籍、族裔本源、政治见解、性别或身份等原因而欲对其进行起诉或惩处，或确信该人的地位会因其中任一原因而受到损害。此外，第四条「拒绝引渡之任择理由」中也有类似的规定。」道理已经很清楚，刘强作为「政治犯」，就不应受韩日引渡条约限制。

    因此，不论是从韩国国家利益角度出发，还是基于国际引渡公约「政治犯不予引渡」原则，韩国都没有理由将刘强交予日本。这也是笔者与多位韩国传媒界、学界友人沟通后的观感。而事实上，撇除这些现实利益因素，从国民情感而言，韩国民众普遍同情刘强，认为他是一位「正义之士」，反对将其遣往日本。更何况，中国政府每年遣送了多少「脱北者」到韩国，如果此次拒绝中国的要求，于韩国绝非好事。

    当然，不排除一种可能性是，韩国意图在中日钓鱼岛纷争中谋取政治利益，以法庭判决来拒绝中国的要求。但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则喻示着韩国对中国外交政策已发生根本性改变。

    （李进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