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报人查良镛先生昨日在港逝世，终年九十四岁，各方闻讯深表哀悼，从不同角度对这位一代文坛泰斗的一生都给予了极高评价。

查先生笔名金庸，金庸和他的武侠小说，可能是近代全球华人社会流行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一位人物和文学作品。金庸武侠小说的广受欢迎，原因在于内容以历史为背景，人物生动、情节丰富，而且文笔通畅易读，一些视阅读为畏途的人，只要一本《天龙八部》上手，会看得连吃饭也舍不得放下。

查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名满天下，其最大成就应在于两方面：一是开创现代新派武侠小说先河，二是为中国文化传播作出贡献。

在查先生和另一位已故武侠小说名家陈文统先生(笔名梁羽生)之前，现代武侠小说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只属通俗消闲读物，内容无非什么上山学法、放飞剑之类，难登大雅之堂。而查、陈两位先生的作品，不仅有武有侠、有情有爱，而且融入了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和诗词书画知识，令读者在为别出心裁的武打招式、兵器和门派恩怨情仇吸引之余，还能体会到国家民族大义以至处世为人的哲理，大大提升了武侠小说的层次和地位。今天，金庸和梁羽生作品不仅早已进入文学殿堂，成为销量最大、图书馆借阅纪录最高的作品，而且还赫然成了一门“显学”，以研究金庸作品或“金学”拿到文学博士学位的大有人在。

而在文化传播方面，莫过于当年的香港留学生，行李中什么中文书都不要带，就要一部《射鵰英雄传》，到了外国还要家中不断邮寄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中国文化可以有各种传播渠道，金庸作品中的大量描述，包括名山大川、武术流派、亲情人伦以至服饰、饮食方面，可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版”，要求年轻人读中国历史、地理和诗词，他们可能“不屑一顾”，但他们却能对什么华山论剑、光明顶武林大会以至藏在养心殿“正大光明”牌匾后康熙“传位十四王子”的密诏等“秘史”如数家珍，尽管情节难免渲染，但最少中国历史地理的一些人名、地名和事件是“入脑”了，金庸作品起到了正统史书和典籍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一代武侠小说宗师、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是查良镛先生一生贡献之所在;然而，这位受到千千万万读者拥戴的“大侠”，一生最值得尊敬和肯定的地方，更在于他是一位爱国和终生追求学问知识、正直不阿的真正文人和知识分子。

查先生一生爱国，是真正的热爱国家民族，和爱家乡、爱文化。这里面，还包括了爱“大公”。

九七香港回归，尽管那时的查先生并不是活跃的爱国阵营人士，但是面对洗脱百年民族耻辱、面对国家恢复行使主权这大是大非的历史转折，他毫不犹疑地接受邀请，担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而且以其法学背景，与其“同乡同宗”兄长查济民先生一起提出了一个关于特区政制的“双查方案”。方案有些地方，如全民普选立法会、中央委派特首等建议，由于当时不具可行性而未获接纳。但其坚持中央对港权力的立场是正确和值得肯定的，也具有“先见之明”。

查先生晚年退休后，全世界那个地方不可以住?邀请他去讲学的大学也在“排队”。但他选择了结庐西子湖畔、西泠印社边，还出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而且不是“挂名”，是结结实实的给研究生讲课。到后期行动不方便，讲学不去了，自己斥资建造的精舍房子也送给了政府。

而最能说明查先生爱国心的，是其终生不渝的爱大公，爱这一份爱国立场鲜明不变的报纸。

二○○九年四月间，在相隔十多年之后查先生重访了大公报。在参观、座谈之后，查先生欣然命笔，题下了“评论自由事实神圣”这句新闻学名言，而更令人“震撼”的是，当时已年届八旬高龄、名满中外的查先生，一笔一画地在下款写上“金庸敬赠旧主人大公报”这句话。

大公报是查先生年轻时工作过的地方，前后约十年时间，其“成名作”《书剑恩仇录》也是首发于同系的新晚报。但是，一句“敬赠旧主人”，并不是因为大公报曾经给他薪水、更不是因为大公报让他踏上武侠小说宗师的青云路，而是因为大公报百年如一日的坚持爱国，令他由衷的敬佩和感动，更以自己曾终身为“大公人”一分子而感到欣慰与自豪。“敬赠旧主人”这句话，不是无故的谦卑，而是发自内心的、历经数十年不变的一份爱国深情。

二○○五年，查先生八十一岁，还远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天天如个大学生般背着背囊去上课，到学生饭堂午膳。而在此之前，剑桥大学已经向他颁授荣誉博士学位。

查先生一生，名利双收，也喜佳肴美酒、享受生活，但面对只是冲着其名气而来、对文化学术毫无认识与不尊重，以为只要有钱就任何人都可以请得动的中外应酬邀约以至“加官晋爵”，他是一概不假以颜色和不为所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在这位“大侠”身上是闪耀着光芒的。

查良镛先生安息，大公人永远怀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