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收到过这样的网络短讯：“一月疫情二月封，三月四月困家中。五月坐食山也空，六月似乎要解封。七月又再来城中，八月可能人都疯。九月十月要入冬，十一、二月全剧终。明年点活研究中，今年不死算成功。”的确，疫情没完没了，企业也好个人也罢，最重要的是活下来，撑过去。但令人气愤的是，一小撮乱港分子嫌香港还没有彻底“冧档”，决心揽炒到底，何止助疫为虐，更是与民为敌。

　　本来，六月份香港疫情基本受控，政府放宽限聚令，经济焕发生机，粤港澳解封通关提上日程，不料踏入七月风云突变，疫情杀了个回马枪，香港一夜间重回三月份。早前政府公布的失业率为百分之五点九，创十五年新高；就业不足率为百分之三点五，为十七年新高。再这麼恶化下去，追上沙士时期百分之八的失业率并非不可能，这将意味着多少企业破产？多少店舖执笠？多少打工仔被打破饭碗？多少家庭顿失依靠？事实上，到街头巷尾去转一转，走一走，就知道无家可归者近期明显增加，买一个饭盒过一天的并非个案。有的人甚至穷到除了一隻戴了不知多少天的口罩，已经一无所有。

　　问题来了，被视为“抗疫模範生”的香港，为什麼会爆发第三波疫情？很多人谈到政府防疫有漏洞，如部分人士入境豁免检疫及家居隔离造成感染等，这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香港最大的防疫漏洞在於政治气氛。可以看到，每当疫情稍缓，就有人按捺不住搞黑暴；七月一日，出现较大规模的反国安法非法遊行，当时就有人担心非法遊行增加播疫风险。果然不幸而言中，过了一周，香港疫情再爆发，很多个案找不到源头。正如有医生指出，示威者之间没有社交距离，情绪激动，大喊口号，唾沫横飞，肢体碰撞，事后不少人走入街边食肆填饱肚子，无不成为病毒传播的途径。

　　最可恶的是，反对派无视疫情大爆发，一意孤行於上周末搞立法会“初选”，更得意洋洋地声称逾六十万人参与投票，“反映香港人无惧国安法”云云。不管六十万这个数字掺杂了多少水分，有一点可以肯定，大批人排队投票，最“高兴”的莫过於病毒。有人批评“初选”是“播疫派对”，一点也不夸张。在“初选”搞手眼中，政治大过天，他们宁要选票不要人命，祸港殃民，莫此为甚。

　　主持“初选”的三名搞手中，区诺轩及赵家贤扬言“退出”，戴耀廷则声称初选工作大致结束，今后将“专注於学术”。表面看，他们是慑於国安法威力而收手，实际上只为逃避刑责而暂时隐退，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放弃了“35＋”夺权计劃，更不代表放弃“揽炒”图谋。在戴耀廷的“真揽炒十步，这是香港的宿命”、“立会过半是大杀伤力宪制武器”等文章中，清晰提出夺权、揽炒路线图，就是利用立法会否决权，先瘫痪特区政府运作，迫特首辞职，然后配合西方对中国实施“政治与经济制裁”。根据戴耀廷等人的算计，议会夺权、街头暴力及外力干预“三路并发”，一步步揽炒香港，并嫁祸於中央，最终在一片废墟之上重建所谓“新香港”。

　　戴耀廷期待的“新香港”当然只是黄粱一梦，但揽炒之下香港不死也重伤。对国家来说，香港被揽炒固然是损失，但由於香港经济产值仅佔整个国家的不到百分之三，这个损失并非承受不起，唯对香港人来说，揽炒却是不可承受之重，因为香港是香港人的全部，是我们身家性命之所繫，子孙后代之所依。当香港沦为废墟，东方之珠星沉影寂，香港人将变得一无所有。

　　唯一能从“真揽炒”中得益的只有黎智英、戴耀廷、黄之锋等“揽炒”派。他们不惜毁掉香港为中国製造麻烦，美国会奖赏他们，养起他们，其他西方国家也会庇护他们，他们可上《时代》杂志封面，获“人权”奖项。“一将功成万骨枯”，无辜的香港人全部沦为牺牲品。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不管黄丝还是蓝丝，香港是七百多万香港人的共同家园，香港不能成为国际政治的角力地，不能成为少数人讨好西方的投名状，不能“为美国而战”，更不能接受“邪恶教授”戴耀廷为我们安排的“揽炒宿命”。

　　有道是：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香港经过一年的黑暴打击，眼下又深陷疫情之中，不能再自我折腾了。香港需要的是建设派、变革派，不要“揽炒派”，国安法是香港由乱入治的契机，但香港最终是发展还是沉沦，答案在香港人自己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