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名欲潜逃台湾的暴青日前在内地管辖海域被捕，其中四人为“屠龙小队”成员，干犯“製造爆炸品、非法管有枪械、管有攻击性武器”等重罪，更有一人涉违反国安法被捕，这些人都是危险人物，但法官却准其保释，更有七人的保释申请由同一名法官处理，比例之高令人咋舌。毫无疑问，是法官的保释为偷渡者提供了方便之门，如今被捕者罪上加罪，有关法官却不承担任何责任，难道这就是法治精神？

　　法治是香港人珍而重之的核心价值之一，法治精神凛然不可侵犯，但不代表法官永远正确。法官也是人，是人就有机会犯错，法官处理案件受到质疑，是正常不过的事。但在部分法律界人士的操弄下，法官彷彿神光护体，公众不能批评，否则随时可能有一顶藐视法庭的大帽子扣过来。但事实是，损害法治的并非舆论批评，恰恰是法官对案件的处理未能彰显法治精神。

　　自一四年爆发非法“佔中”以来，“警察抓人，法官放人”就成为本港一道怪异的风景线。譬如“佔中”祸首之一的黄之锋竟然被法官称许为“年轻有理想，关心社会，不为私利”，全城为之哗然。后来，旺角暴动案的主角黄台仰、李东昇等弃保潜逃，再次令社会质疑法官批准疑犯保释申请时的标準何在。但质疑归质疑，部分法官“睬你都傻”，我行我素，客观上致使弃保潜逃者不断增加。去年七一后畏罪潜逃台湾的就有约两百人，今年七月再有两批人逃往台湾，但令人费解的是，法官似乎没有收紧保释条件。

　　诚然，疑犯有权申请保释候审，但法官也有权根据每宗个案的实际情况予以拒绝。尤其是香港国安法落实后，有关法律明确规定对重犯不予保释，但与黎智英同时被警方国安处拘捕的“港独”组织“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依然获得网开一面，造就了其后来的蓄意逃亡。人们常说的治乱世，用重典，并没有付诸落实。

　　法官犯错却不受社会监督的问题已是老生常谈，社会要求效法西方国家成立监督法官机构的民意呼声高涨。事实上，香港的法治源於港英时代，英国有相关监察法官的机构，香港却没有，令人莫名其妙。虽然说，香港成立法定的监察机构需要立法会通过，在目前的政治现实下阻力重重，但民间成立相关机构是可行的。例如，可由首席法官成立“法官问责委员会”，负责挑选专门的法官处理黑暴案件，这与专门设立处理国家安全案件的法官名单做法类似，以剔除那些明显具有政治偏见的法官。

　　因黑暴被捕者近万人，积案很多而性质相似，需要有专职法官来处理，数年前伦敦法庭处理骚乱案也是如此。英国能做到的事，香港没有理由做不到。事实上，处理案件不公正在侵蚀香港法治的“成色”，司法界必须拨乱反正，才能挽回公众对法治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