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在2020年元旦献词中明确指出，“我们带着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进入2020年”。也许是为了对冲这一颇具悲观色彩的论断，秘书长先生将世界的希望寄讬在青年身上，“青年就是当今世界的希望。在气候行动、性别平等、社会正义和人权等领域，青年一代站在了第一线，全世界都在关注青年”。问题在于，观察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现状，青年的生活境遇与精神状况究竟怎样呢？\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秘书长高 健

以欧洲社会为例，据CNNMoney的文章，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欧元区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徘徊在19%到25%之间。西班牙和希腊年轻人的失业率更是在40%以上。为了应对经济低迷的社会状况，欧洲发达国家纷纷采取财政紧缩措施，减少政府支出、降低福利水准、延长退休年龄等一整套组合拳直接影响到的就是青年的生活境遇。由于缺乏实际劳动技能与工作经验，青年往往是就业市场的弃儿。失落的一代人，是今天欧洲30岁左右青年群体的代名词。

在我们一般认知中，欧美发达国家青年人崇尚个人独立，崇尚快乐教育，18岁以后就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为了追求自我个性发展，要选择“真正有价值”的工作。这些描述构成了我们想像中的关于西方家庭生活与个人发展的标准模式。然而，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2019年2月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在其对13至17岁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中，有61%的被调查者认为学业压力是导致抑郁的主要原因。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啃老族的现象普遍存在。根据美国媒体的一项调查，18-29岁的人群中，39%没有健康保险，23%表示他们买不起日用品，20%有超过一万美元的信用卡欠款，49%为还债不得不从事不情愿的工作，24%为省钱搬回家与父母同住，20%因此推迟了婚期。在全球产业布局的进程中，欧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普遍存在空心化现象，蓝领工作机会急剧萎缩，高科技产业领域无法吸纳大量的青年就业人口，极度加剧了发达国家青年生活的焦虑与不安。

作为一种对生活现状的自然反应，部分欧美国家的青年对现实政治漠不关心，他们宁可在网络世界与社交软件中与“志同道合”的陌生人为友，也不愿去听政客们空洞乏味、谎话连篇的演说。而作为另一种宣泄不满情绪的方式，不少西方青年不假思索地参与现实政治生活，大有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问题在于，强烈的公民参与意识如果缺乏对历史与现实的客观认知与理性思考，往往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事实上，很多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年轻人对具体政治问题的认识十分有限，他们提出的倡议很容易变成群情激奋的“空洞口号”，在实际过程中往往阻断了切实有效的讨论。

更为恶劣的是，青年往往会沦为政治势力利用的工具。从历史传统来看，通过激化族裔对立情绪转移社会现实矛盾，是欧美国家惯用的政治手段。近年来，民粹主义与白人至上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等极右翼势力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急剧上升。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发生在欧美国家的针对非白人群体的极端恐怖主义事件，主角往往是青年人。

毋庸讳言，西方发达社会青年的生活境遇和精神现状，与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结构性变化有着本质联系。伴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格局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变化。作为先发的现代化国家，依靠殖民历史形成的资本、技术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在过去几十年里，发达国家坐享世界产业链赋予的特殊待遇，维系着整个高福利社会的普遍繁荣。时至今日，先发现代化国家的优势已经消耗殆尽。

然而，从文化的内在本质而言，今天欧美社会青年的生活危机是资本主义文化机制、生活模式与价值理念内在危机的集中体现。资本为主导的社会是以自我利益为核心价值的社会统一体，永不停止、贪得无厌的资本原则是整个社会赖以运行的主导生活方式。现实一再告诉我们，一个为资本完全掌控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前途的。

古特雷斯秘书长号召世界青年“要大胆直言，保持理想，打破禁锢，努力前行”。青年是世界的未来与希望。如果国家与社会不给青年以希望，他们的理想将如何安放呢？他们前行的方向在哪里呢？对于当下发达国家的青年而言，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