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联合国新一届人权理事会产生，包括中国在内的15国当选，任期三年。

　　美国务卿蓬佩奥就此发表声明，谴责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拥抱威权国家，说明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的决定是正确的”。他大言不惭地表示，“美国对人权的承诺远不止於言辞，而是通过国务院的行动惩罚了那些人权践踏者”。

　　中国有没有资格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并不是由美国一家说了算，而是由联合国191个成员国投票共同决定。即便美国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并鼓捣国际社会结成反华“民主国家联盟”，但中国依然获得了139张选票，赢得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2020年非同寻常，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拥有最先进的医疗技术，但在新冠疫情面前，却如此不堪一击。现感染人数超过800万，死亡人数接近22万，就在美国政府对新冠疫情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些所谓美、英等国大学教授抛出《大巴灵顿宣言》，倡导全球“群体免疫”，并获得了数千名所谓全球专家学者的联署，为白宫抗疫不力变相辩护，特朗普顾问阿特拉斯实际上是这项倡议的背后支持者。世界衞生组织总幹事谭德塞发表声明，谴责这种行为极不科学、也极不道德。

　　在过去的几千年裏，人类一直与各种疾病进行鬥争，由於科技水平低下，人类面对疫情也只能听天由命。但在21世纪的今天，居然还在倡导搞群体免疫，完全是污辱全球生物学家、社会学家的智商。

　　新冠病毒可防、可控、可治已被这几个月的实践所证明。抛开两大制度优劣不谈，仅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也有一些国家防疫做得较好。截至10月13日，拥有480多万人口的新西兰，死亡人数只有25人；新加坡感染人数近6万，但死亡人数也只有28人；韩国与美国1月21日同一天宣布发现新冠肺炎患者，但韩国死亡人数为438人，而美国的死亡人数正朝着30万奔去，如此巨大的落差，只能用奇葩来形容美国的抗疫政策。

　　在新冠疫情面前，捍卫人权不是嘴上说说而已。人的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某些科学家打着科学的幌子，说什麼可以让青少年首先恢复正常生活，以增加免疫的屏障。但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感疫后的青少年必然会通过各个链条，将风险传导给老龄弱势群体。以科学的名义剥夺老年人的生命权，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性、虚伪性。

　　中国抗疫取得阶段性成果，被西方称为“专制主义”。而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防疫如此糟糕，却被解读为尊重人权及隐私。可见，不是这些国家真的很讲人权、民主，只不过是他们掌握着对世界人权、民主的定义权、话语权而已。

　　最近一些专家撰文，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非常时期的优越性，但这些人的视角仍充满了西方式的傲慢与偏见。他们忘了中国过去四十年，即使在平常时期，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奇迹。

　　中国的国家制度不仅很好地应对了平时的运作，而且在非常时期也显现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既能迎接阳光，更能战胜暴风骤雨，这不正是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吗？如果一件东西只能在晴天发挥作用、而在雨天失灵，难道它不是一种缺陷吗？新冠疫情称得上是一场暴风骤雨，许多国家在应对疫情方面不及格，以至於教皇方济各最近在撰写通谕大纲时称，一些国家目光短浅，极端、激进、自私，“全球性衞生大危机显示，市场资本主义的魔法理论已经失效”。

　　中国抗击疫情并没有什麼神秘之处，无非是将最古老和最先进的方法进行了有机结合。最古老的方法就是採取最严格的隔离措施，而最先进的方法则是利用互联网时代的大数据，对个体进行实时追踪，让隔离精準化、效率最大化。

　　资本主义社会固守什麼隐私权，将大众的生命与健康摆在了次要位置，完全是本末倒置。在出台防疫措施方面更是畏首畏尾，作茧自缚，成为病毒传播的帮兇。

　　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中国制度性人权的核心内容之一。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突发事件面前，我们总是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个人的生命权，这就是为什麼我们会抢救一位百岁老人患者。而发展权是保障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基本权力，别国无权剥夺。“走美国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单边主义做法，不是王道，而是霸道。在疫情面前，人权的基本内涵需要新的诠释，决不能让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做法堂而皇之、大行其道，那不是在保障人权，而是人类人权纪录的一大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