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宣判后，不少人引用“六七事件”被告的刑罚作比较，认为梁天琦刑罚比港英时期对“六七事件”中同样干犯暴动罪的人还要严厉，因此属于“政治迫害”。这种说法其实是严重犯错：

 

 

第一，“六七事件”被告的刑罚并不低，至少有11人最初被判处4至5年有期徒刑，与梁天琦的刑期差不多。只是后来时任“港督”戴麟趾接受“监犯徒刑审查委员会”建议，批准11人减刑，各人的刑期才缩短到两年多。而梁天琦等人的案件并非终审，上诉结果亦可能与现判决不同。现在便匆匆将梁天琦的判刑与特赦结果相比，当然是不恰当的。

 

第二，在“六七事件”时期，《公安条例》尚未制定暴动罪。暴动罪是1970年修订《公安条例》时，才加入该条例，刑罚最高可以是十年。现在的司法量刑就是根据修订后的《公安条例》作出的，用新法例下的裁决，与此前裁决对比得出过严的结论，无疑是“清朝的剑斩明朝的官”。

 

第三，不少牵涉入“六七事件”的人也被判重刑。比如曾德成，仅仅因为派发传单就被判监禁两年。这放在现在是不可想像的。

 

第四，在《公安条例》加入暴动罪后，1989年白石船民中心暴动以及2000年喜灵洲戒毒所暴动及纵火案两宗类似案件，前者刑罚是五年监禁，后者则高达九至十年监禁，都与梁的判刑属于同一量级。可见，法官在判刑时，即便有从重处罚的因素，也在法定量刑范围内。

 

我们看到，这次审讯放在高院，起用了陪审团，本身就是为了让有争议性的案件更经得起舆论评说。梁天琦等被告罪名成立的裁决，是陪审团退庭商议的结果，它不是由法官，更不是由政府决定。在法定量刑范围内，法官偏重还是偏轻，是否有下调的条件，则完全是法官的法定权力。大众可以各抒己见，但毫无理由地指责“政治迫害”，显然已经超出了正常点评范围。正如在裁决书上所写的，量刑只考虑案件破坏社会安宁程度。因应香港有人鼓吹暴力的现状，“法庭需要作出具备阻吓性的刑罚”，防止香港继续出现暴力化。这种说法也是合情合理的，有坚固的法律基础。所谓“政治迫害论”可以休矣。

 

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马道立6月9日在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上的演说时指出：“法庭只是处理法律问题而已”；一些人“将自己对法律的看法与法庭对该事件的裁断结果画上等号，对法律体制的观感甚至信心，变成主要甚至完全地视乎判决的结果而定”；这些人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在旺暴案主犯梁天琦被判刑后，案件已经有阶段性的结果，部分正义得以伸张。但笔者仍然对年轻人承受沉重代价感心痛及可惜。更可惜的是在背后鼓动他们的人，尚没有得到法律的正义审判。

 

这包括直接的组织者，比如“本民前”前召集人黄台仰在旺角暴乱中，其煽动责任可能比梁天琦还大，可是他弃保潜逃，到现在还不知所终。只要一天不把他缉拿归案，旺暴案就不能说已经完结。此外，当局亦要追究背后推波助澜者的责任。

 

旺角暴乱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此前，打着“本土主义”旗号的“港独”势力，已发起“光复行动”、“鸠呜行动”等针对内地人的事件。而在这背后，虽然不乏社会因素，但很明显是有右翼民粹势力的煽动。他们把一些香港经济上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因香港与内地人员来往带来的不便，都归罪在内地游客与新来港人士上。

 

 

他们还自称教主、国师，鼓吹“热血”、“勇武”，以这些仇恨性的言论给广大基层青年洗脑，从中谋取经济与政治利益。俗话说：“精人出口，笨人出手”。这些背后的始作俑者从来都是利己主义者，从来不会以身犯险，一看形势不对就立即切割，把受煽动、受蒙蔽的青年当成炮灰。

 

梁天琦有大学学历，有自己的思考，是“勇武派”的“港独”组织头领之一，受到法律的制裁乃咎由自取。但他走上“港独”的道路，很难说没有那些“港独”理论家的影响。还有一些似乎和“港独”不沾边，表面上“反对暴力”，但在背后一直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的法律界与政界人士。比如大学法律副教授鼓吹“违法达义”；前立法会议员撰文吹捧“梁天琦是30年来最出色的政治人物”；现任立法会议员鼓吹“入狱令人生更精彩”。这些与法治背道而驰的偏激言论，不着边际的吹捧，让梁天琦自我意识膨胀，以为自己就是“被选中的人”，对他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推一把。

 

其实，与梁天琦相比，那些大众连名字也难以记起的“基层港独分子”才是最值得惋惜。比如这次判了七年的卢建民，他只有中五学历，在餐厅当侍应，收入不高。应该说，本质上他不是什么坏人。讽刺的是，其实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来港人士。如果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气氛中，他即便不能创一番事业，也能好好地生活下去。正是由于那股煽动针对内地人的社会歪风，令他最后落得可叹的下场。

 

只要偏激思想还在流传，只要宣扬偏激思想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就会不断有“新梁天琦”、“卢建民第二”的出现。香港社会割除毒瘤还任重道远。

 

作者系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