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美国挑起的贸易战提醒世界，未来全球的竞争必然是创新科技的竞争。作为世界上第四个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的方向，必将和创新科技联繫在一起，目标将是建设国际一流的创新科技中心，这是社会的普遍共识。但大湾区11个城市优势各具，如何实现这一愿景，需要有“抓手”，有一个综合性的互动平台。根据世界著名三大湾区的发展经验，笔者建议，这个“抓手”首先应该是需要一个适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科技产业园。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产业园，对大湾区的融合与发展、乃至对国家的发展都是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意义。

　　创科扮演灵魂角色

　　科技产业园是一个产学研高度融合，实现科研成果产品化、市场化，或以高科技改造传统工业的园区。它将创新科技的各个要素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从研发到市场产品的全过程。世界各国在产业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多数都是以产学研合作的创新模式来实施的。从世界著名三大湾区发展的经验来看，科技产业园在湾区的发展中常常扮演灵魂性的角色。

　　带来美国硅谷崛起的就是史丹福研究园区。20世纪50年代，美国工商界和政府部门为利用大学的研究力量，开始把从事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的实验室设在研究型大学的周边，继而形成园区。目的就是让知识从实验室向市场流动。由史丹福大学创办的史丹福研究园区，成为世界高技术产业区的先驱。

　　东京湾区由筑波大学创办的高科技园区筑波科学城，也是高校与地方产学研合作的典範，对於东京湾的崛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筑波科学城始建於1963年，由於日本当时主要依赖引进吸收欧美各国先进技术发展经济，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因此日本开始从“贸易立国”转向“技术立国”，政府从政策、计劃、财政、金融等方面，对发展应用技术、基础研究，尤其是对高技术大力引导和支持。与自然形成的三藩市和纽约湾区相比，东京湾区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有形之手更为明显。通过产学研官，也就是工业企业、高校、研究所和政府的合力，解决在发展中遭遇的重大科技问题。 

　　教育与科研资源优势突出，是世界三大湾区的共同经验。三个湾区的崛起都与教育和科研的优势分不开，产学研一体的科技工业园区扮演灵魂性的角色。这些湾区高校林立，特别是拥有创新科技能力的名校。三藩市湾区公私立大学83所，最著名的有史丹福、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纽约湾区58所，有哥伦比亚、普林斯顿、耶鲁；东京湾区263所，有东京大学等。

　　比照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成立科技产业园具有先天优势。大湾区内，香港拥有丰富的高等教育与科研资源，世界排名前50名的高校3、4所，拥有1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成果丰厚，但成果向市场转化是个短板。广东省有高校180所（包括香港与内地知名高校在此设立的分校），虽然过去列入国家“211”和“985”等重点高校数量不多，但香港与北京等知名高校在此建立的分校和研究所正在弥补这一缺憾。

　　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具活力、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创新科技已经起步，并充满活力。广州具有高校和研究的一定优势；深圳创新性企业林立，被称之为“中国硅谷”；香港高校和研究机构科研能力强大，时有研究成果面世。而大湾区内有产业门类较全的企业，不仅可以吸纳创新科技成果，实现创科成果向应用转变，同时为创新科技提供丰富、齐全的产业链配套和技术孵化空间。

　　从大湾区建设本身来看，成立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产业园，有助於先易後难地为大湾区建设与粤港澳融合提供经验。大湾区与世界其他湾区相比，最大的不同在於分属不同的社会制度，在多方面的融合中，“一国两制”既是优势，亦会带来困难。如果先从易於整合的地方着手，先行先试，可以实现较早起步，事半功倍，为整个大湾区建设提供经验。

　　实现产学研官有机结合

　　香港回归21年，澳门回归19年，港澳与内地合作、融入内地已经有经验和基础条件。首先，香港与国家、与珠三角在创新科技合作上已经“先行先试”，有一定经验。比如，香港科技创新研究能力突出，并且已经率先“融入国家”。国家重点实验室、“两院”院士、国家科技资金来港等，都已经先行一步。科技工业园建设有政策参照。

　　其次，深圳等地与香港有创科合作的经验可循。如深港科技园区等两地合作已经具有一定基础和经验。现在需要的是进一步整合和扩大，实现质的蝶变。

　　第三，成立大湾区科技产业园，是发挥湾区各城市优势，实现互补的最佳方案，合作大於竞争。如香港的高校实力和研发能力，深圳的成果转化、东莞等地的配套服务，各自优势独一无二，不可替代，也不会出现“老大之争”。

　　特别是对香港来说，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产业园有助於解决一些深层次问题。比如园区内可以建立大学生实习基地和在老师指导下的创新创业基地，为香港理工科学生提供发展空间，为港澳学生与内地学生合作，为香港青少年融入国家创建平台。

　　由於大湾区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独特性，因此对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产业园需要一个具权威性的综合机构，即成立大湾区科技产业园指导机构进行顶层设计，最好将大湾区科技产业园区定位为改革开放再出发的“特区”，实现11个城市内产学研官的有机结合。从东京湾区的经验来看，产学研与官结合能达到效果的最大化。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进程持续，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需要建成不同制度融合发展的示範区，为新时期“一国两制”融入新的内涵。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泉州社团联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