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假设性的题目，把一个现实世界的香港外国记者会（FCC）和一个已作古的人扯在一起，表面看来没什麼意义，可是像FCC近日的所作所为，正是当年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政府绝不可能忍受的事。事实上，前殖民地政府留下来的媒体，面对一个全力非殖化、全力建立国家主权身份的政府，双方要如何适应对方，难度十分高。

　　一方面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媒体，以英文《海峡时报》为例，其读者群可说是清一色是接受英文教育者，他们不是公务员，便是亲英；而民办华文报章的读者群清一色接受华文教育，其教育资格不受殖民地政府承认，因此被英殖政府摒诸门外，形成一个华人社会、华人文化群体与英文教育群体之间的社会和文化分歧，也就成为英国殖民地惯见到的常态。香港与新加坡一样曾受英国管治，接受英文教育的群体成为当权派一事，两地并没有多大分别。

　　李洞察别国图藉办报渗透

　　李光耀是英文教育出身，还是毕业於英国剑桥大学法律系的专业律师，1953年他毕业回新加坡后，旋即组党参政，争取新加坡脱离英国统治，其反殖政治立场，开罪殖民地政府不在话下，连《海峡时报》也不太欢迎他。二战后，英国在远东地区的势力範围大不如前，英伦谋劃结束其殖民政权前，建立一个亲英政权。

　　新加坡从1956年开始开放选举自治政府，百分之七十六的华人人口成为选民的主流，李光耀要参政，首要任务争取华人选民的支持，他在工会与社团组织协助下，很快便得到华文人口的支持。可是代表殖民地既得利益者的英文人口，却与李光耀对立，《海峡时报》自然也成为亲英势力的喉舌媒体。因此，李光耀在新加坡建国初期，不但要面对英文媒体的阻力，中文媒体也因为教育背景与他保持距离。如此面对中英文媒体两面不讨好，李光耀只好借用政府电视台、电台，通过公开广播拉近他与选民的距离，犹幸当时人口识字率不高，看报纸的人口也不多，因此在李展开非殖化的媒体改革也就成为他的辉煌战绩，其中最艰巨应战是来自国际媒体。

　　李光耀在国内面对最大危险是来自种族暴力衝突，他可引用公安法来维护国家安全。任何人在报纸或公开发表鼓吹种族歧视言论，都会羁押、坐牢，为防患於未然；政府还派出公安人员进驻各家报社检视所有文稿，一发现问题必须要抽稿。在监管过程中，李光耀发现必须提高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水平，同时因为报纸太多竞争太剧烈，导致大量哗众取宠报道的现象太过普遍，故他採取强硬手段改革新闻界，包括报纸合併、专业培训、广告专业化、业界待遇改善等，经过改革后，原由家族经营的报社全都变为上市公司的企业管理模式。

　　国内媒体的改革即便面对阻力，但还能克服，国际媒体却不然。作为国际大都会的新加坡，受到国际媒体渗透自不必说，在国际媒体如何报道他，李光耀虽然管不到，但也不会放任国际媒体。他首先要做到的是规管国内媒体，绝不容许国内媒体与外媒串联或被利用；即使外资到新加坡办报，也必须遵从严密监管制度，包括其编採人员一概要聘用本地人，阻止其国际化，外来资本也要经过深入调查。譬如有自称是香港资金与香港报人在当地开办一份名为《Eastern Sun》的英文报章，当局调查后相信其资金来自外国，当局传讯报章负责人后，质疑该报办报动机，加上该报发表冒犯新加坡政府的言论，最终《Eastern Sun》因干犯“外国干预内政”罪名被立即查封。

　　类似这种外媒扛上李光耀的例子，自李光耀担任总理，到他退居二线转任内阁资政期间从未间断过，而他应对外媒的手段也从不手软嘴软。他是个名律师，辩才锋利，思想敏捷，更厉害的是他在政府机关建立起来的工作团队，深具律师备案的专业调查方法。有了这方面的工作团队，令到李光耀好像身怀绝技，公然挑战国际媒体。

　　香港外国记者会虽然号称是“国际性的外国记者组织”，但比起1971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国际报业协会大会，也不过是“小儿科”。当年有外国媒体为了在国际报业人士面前当众羞辱李光耀，故邀请他到大会上发言，李光耀一看便知道对方来意，不但没有拒绝，更一口答应赴会。在会上，他针对国际媒体干预别国内政、破坏别国国家安全的案例力陈其非，指出这不是新闻自由的真义，也不符合任何自由的法律定义。李光耀强调，所有自由都有一个法定的自由界限，没有界限的自由根本无法有自由，因为你的自由越界侵犯到他人的自由时，人人效法互相侵害，那已是无法无天，哪还有自由可言？

　　特区要决断阻止外国干政

　　他在赫尔辛基的讲话有力批判国际媒体干预别国内政以至危害别国国家安全的做法，是没有任何国家会忍受，他言外之意是看透了国际政治利用媒体颠覆他国内政，他们躲在政权背后被利用的“自由”，不是新闻自由，因为被破坏的国家绝不会给他自由。换言之，新加坡不会给这种记者自由入境。由於他在大会辞锋四射，没人能在会上难倒他，也因此给他创下了其人生挑战新闻界的最光辉一页，至於来自两方个别电台电视台的所谓权威政论主持人，有谁修理他的，都被李找上门驳到自讨没趣。

　　由李光耀敢与国际媒体扛上的经验看，像FCC这次公开邀请被保安局局长考虑禁止运作组织的召集人发表演讲、宣扬“港独”，不是FCC有什麼天大道理，更非“港独”有什麼法理的陈说，而是特区政府内欠缺一个像李光耀的人，官员只会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政府不会律人，搞手当然不会自律。这样下去，FCC之后又会藉着“新闻自由”之名，大事经营他们“製作”新闻的业务，也可满足国际势力企图干预中国内政的奢求了。

　　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