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已经超过20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大体上可算成功。不同的调查研究和报道发现，在大部分香港居民和海外人士的眼中，儘管香港在回归后面对不少磨难和挑战，而且众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尚待有效处理，但香港的繁荣稳定、香港居民的原有生活方式、法治、人权保障、自由、廉洁等香港居民珍而重之的核心价值依然是香港特区的亮点。

　　被刻意製造出来的错误概念

　　然而，颇为令人困惑和感到意外的，是近年来冒起的、可以笼统归类为“香港民族主义”的各种主张和行动，而与此相连的则是一大堆由一些曾经接受西方社会科学训练的知识分子构建出来的抽象、模糊和缺乏实证支撑的政治概念。比如“香港民族”、“香港国族”、“香港主体”、“共同体”、“本土意识”、“本土主义”、“香港城邦”、“公民民族主义”、“公民国族主义”等不一而足。这些政治概念虽然缺乏严谨的学术定义和内涵，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相对应的具体现象，而一般人尤其是年轻人对它们又难以理解，然而却对极少数人产生煽动和动员的作用，製造了不少政治衝突，并引起了广大香港居民和内地居民的极度愤怒和担忧，明显地对香港的稳定和“一国两制”的实践不利。

　　提出那些主张和从事那些行动的组织和人士的共同点是把香港居民“想像”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是一个广义的“民族”。诚然，他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採用“香港民族”这个名词，但在他们描述这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时，却实际上和在不同程度上视香港居民为一个“民族”。这些人倾向把所有认同来自西方的政治和经济价值（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包容）的香港居民都当成为“香港民族”的成员。所以，把各种将香港居民定义为一个独特和团结的社会群体的思想归纳为“香港民族主义”不单对分析这个现象带来方便，也基本上没有扭曲他们的主张和行动目标。

　　香港的“民族主义者”坚信，“香港民族”不但客观上存在并涵盖了大部分的香港居民，而且香港居民对自己作为“香港民族”这个社会群体的成员有着高度的自觉性、认同感和感情，自觉拥有优越的和引以为傲的“香港民族”的身份，高度认同香港的制度和价值观，并相信彼此有着相同的命运，所以这个群体在主观上亦存在。“香港民族”与内地居民截然不同，彼此虽然在种族上都是“华人”、“汉人”或广义的“中国人”，但却非“利益共同体”、“感情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更不是“命运共同体”。相反，内地居民与“香港民族”在文化、制度、价值观、生活方式、利益和命运等方面都严重对立和相互排斥。“香港民族主义者”确信香港传承了在内地已经失传的优秀华夏文化，又因为经历了英国殖民统治而获得了先进的西方文明，加上发展水平又高於内地，因此对内地居民採取鄙夷态度。不过，随着回归后中国的快速崛起，香港与内地的关係和互动愈趋密切，香港在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上的主体性、独特性、优越性、自主性正受到快速的蚕食。部分人甚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成是另外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在1997年“吞併”了香港，在“天朝主义”引导下君临和操控香港，把香港变为“中国”的“殖民地”，让香港再一次承受殖民统治之痛。经由选举委员会产生并由中央任命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他（她）领导的特区政府则是“媚共”政权，协助中央操控和改造香港。因此，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香港民族”必须奋起自救。

　　“香港民族主义者”提出的“自救”方案虽然五花八门，但不外乎包括要在“一国两制”下争取完全自治、推动与中国政府的“第二次香港前途谈判”、争取“西方模式”的行政长官普选、大幅削减行政长官的权力、强化民间社会对当权者的制衡、“公投自决”、要求西方国家政府和政客介入香港事务和向中国政府施压、“香港独立建国”等选项。

　　迄今为止，“香港民族主义者”在香港社会的人数极少，主要来自大学生和年轻人，当然也包括若干反共、反华、亲西方的人士和愤世嫉俗者。他们在反对国民教育、抗拒中央“干预”香港事务、争取行政长官普选、“佔领中环”、反对“一地两检”和抗议香港与内地融合等行动中积极参与。在媒体的镁光灯下，他们的激进言行取得了不合乎比例的曝光率，并在政治上造成了严重的衝击，尤其是对年轻一代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因此，即便他们势孤力弱，但为香港和国家带来的伤害却不容小觑。

　　“港独”对历史趋势的反动

　　“香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边缘和短暂的政治现象，可视为对两个压倒性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的抗拒或反动。

　　第一个趋势乃香港与内地的关係和互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不断提升。儘管这个趋势不可避免带来一些两地同胞在利益、文化、社会和感情上的摩擦，但大部分香港居民都认为这是一个既不可逆转，也是根本上对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利的趋势。唯其如此，近年来那些与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政策和举措在香港遇到的阻力才越来越小。两地纽带的不断增多和强化也不断强化了香港居民对国家的向心力。然而，这个趋势恰恰好是“香港民族主义者”所深恶痛绝的。

　　第二个趋势乃“一国两制”的实践在中央的强力参与下越来越朝着原来的构想或初心推进。回归后，长期以来香港居民对“一国两制”的理解过度受到香港反对势力的影响。反对派对“一国两制”的“另类诠释”把香港视为“独立政治实体”，几乎完全排斥中央在“一国两制”下的权力和责任，也刻意地从“本土优先”的角度理解“一国两制”的目的和内容。近年来，中央下大力气去扭转不少香港居民对“一国两制”的错误理解，并在必要时行使中央的权力以确保“一国两制”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中央的言论和行动虽然已经初见成效，但难免会在香港引发一些忧虑和衝突。但对“香港民族主义者”而言，中央的意图不是要全面和準确贯彻“一国两制”，而是要摧毁香港的“一制”，把香港併入内地，实施“京人治港”，加强对香港的控制，违反对香港的莊严承诺，因此必须顽强抵抗，保卫“我（的）城（市）”。

　　然而，在这两个大趋势下，无论“香港民族主义者”如何负嵎顽抗，香港与内地同胞在共建“利益共同体”上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果，并朝向建构“感情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方向迈进。“香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分离主义”和与其相关的“港独”及“本土自决”等主张在过去几年的冒起，其实是代表一种违逆历史潮流的妄动和盲动。

　　然而，客观上和主观上，“香港民族主义”是一个边缘的政治现象，也只能是一个短暂的政治现象。“香港民族主义”之所以是一个边缘的政治现象，因为它只是极少数人的政治理念，不为主流民意认同，引发不了香港居民的共鸣，因此也只能是极少数人参与的小规模政治活动。它之所以是一个短暂的现象，是因为它违抗历史发展大势，受到中央、香港特区政府、香港社会和内地同胞的坚决遏制，更无法取得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大国的支持。 （上）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