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摩擦加剧之际，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政府对中国问题的一席演说，将中美经贸这一经济问题上升到了政治问题的层面。彭斯此次演讲与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说相比，针对中国的内容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令一些国际舆论对未来的中美关係和世界秩序感到担忧，甚至出现了“新冷战”之说。

　　一直以民主、自由为普世价值的美国，在意识形态输出方面发挥到极致，但在伊斯兰世界的推广中付出了海量的资金成本。正如特朗普所说，“必须停止在叙利亚正在发生的不理智行为”，称伊拉克战争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特朗普不同於具有法学博士学位并且多次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奥巴马，商人的特质要求特朗普通过短平快的方法获取最大化利益，这也就造成了美国传统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特朗普对因普世价值输出而拉低美国经济的现状极为不满，从而会造成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改变当下意识形态。

　　重振经济激发国民凝聚力

　　作为白宫前首席策略师的班农，2017年11月在日本发表的演讲中已经提到了冷战思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美国国内右翼思潮不断壮大。美国始终存在一种政治与金融精英串谋的政治生态，在美国普世价值向外输出期间，金融精英阶层在民主与自由的大旗下获取了巨额商业利益。这种现状促使右翼思潮以国内经济不民主为由，激发鏽带地区工人的不满情绪以实现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这是美国国内意识形态最突出的改变，美国边界的开放以及全球贸易所导致的失业和大规模的移民，而美国传统精英们忽略了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成为右翼思想的有力抓手。

　　第二，文明仍在衝突，历史却没有终结。东欧剧变后，西方社会曾出现西式民主制度将统一天下的预言。美国作为西方社会中先进的国家，称霸世界的动机始终没有停止。美国普世价值对外输出遭受了伊斯兰世界的重创，金融寡头与政客的串谋并没有给劳工大众带来更多的红利。美国国内文明衝突不断，这就需要特朗普寻求新的意识形态範式来统一国内更多人的思想。

　　第三，美国作为年轻的移民国家，社会凝聚力与向心力不同於一般形成的民族国家，两种“力”的不足是一般移民国家先天不足的表现。如果强大的国力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之一，那麼外部威胁同样是激发凝聚力的手段，例如寻找意识形态敌人。通过美国高层政要多次演讲的内容来看，特朗普似乎从中美贸易战中找到了出口，这种做法或许会唤来鏽带地区工人对特朗普的支持。

　　单方面视中国模式为威胁

　　近年来，中国模式已成为美国战略界人士争相讨论的热门话题，其中一种论调愈演愈烈，即中国模式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威胁。中美经贸关係历来被称为中美关係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但随着经贸摩擦的不断加剧，其地位明显下降。这其实是美国错误评估中美经贸关係延伸至中国模式威胁性，并实施了错误行动。

　　第一，利益集团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各种利益集团的势力变化和其政治诉求，直接影响着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中美经贸关係发展到今天的地步，直接受美国国内对中国崛起错误政治评估的影响。美国右翼思潮下的特朗普，在中国事务上的战略可谓是简单粗暴，没有什麼战略可言，赤裸的言语与衝动的行为，是对中美经贸关係发展至今最好的佐证。第二，在美国优先的旗号下，特朗普更加关注的是美国经济，为了美国经济特朗普採取了非常手段，尤其是贸易方面。特朗普并没有把中美经贸关係作为中美政治外交的“压舱石”，从其只关注中美贸易数据这一点来看就不同於往届美国政府。第三，以中美贸易战为“导火索”，美国正在树立重构自己的“朋友圈”，试图综合利用市场保护、技术封锁、人才争夺等手段来重振美国经济争夺“世界领导权”。

　　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是影响中美经贸战的重要因素。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共存逾百年，中美两国之间既面临独特性问题又面临共性问题，双方虽然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等领域存在衝突，又在经济、技术等领域存在广阔合作空间。中国的崛起令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界坐立不安，加之美国与中国的文化价值观不同，在基督教信徒特朗普的字典中根本找不到中国儒家文化中“和而不同”的词彙。虽然上世纪冷战的结局是苏联瓦解，但随着时间推移，社会主义制度也在不断加强与完善，中美两国已经在世界秩序与国际规则上展开了大国博弈。中美贸易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美经济结构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等深层次的制度性、结构性矛盾，世界秩序的重建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支持，单方面挑起“新冷战”的做法只会将中美两国带入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社科院产业经济学专业博士、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