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通过基因编辑而能天然抵抗爱滋病的双胞胎婴儿在中国降生，震动全球舆论，震怒了全球科学界，也震惊了所有人。在科学和伦理的天平上，所有人选择了伦理。科学不能逾越伦理底线，这是常识上的“天然正确”。因此，那位进行基因改造的中国科学家，自然被置於舆论漩涡成为众矢之的。他所在的大学已作出回应，所在城市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也表示启动所涉伦理的调查。

　　不是所有科学成果，包括“首例”科学成果都值得褒扬。科学是人类智力成果的结晶，也决定了科学成果不能突破人类的伦理禁忌。否则，科学家就变成了“科学怪人”，带给人类困扰、焦虑甚至是恐惧。生命很神奇，促使人们不断地探索生命的奥秘。宗教创造了上帝造人（物）的神话，科学家不断尝试解开生命密码。无论人类基於神秘主义的宗教思想，还是基於科学的实证精神，作为生命个体的人类都不可能完全洞悉生命的奥秘，更遑论解开生命的密码了。这是人类自身的局限所决定，也可说是自然规律或生态秩序所决定的。

　　正因如此，人类对生命本身有原始的惶恐，从而有了超越其他生命的伦理和禁忌。突破伦理禁忌，会诱发人类的原始恐惧。科学家经过不懈努力，终於绘出了人类的基因图谱，虽然这一图谱还有模糊，但已经掌握某些基因和疾病的关联，也可以通过基因检测了解人类生命的起源。这一科学成果，让人类产生了先天和宿命的不安，如果通过人为干预，将某些致病基因编辑、改造或剔除，虽然初衷良善——或攻破某些不治之症，或解决某些先天疾病，但带来的后果却是——人类忘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将自己变成了“上帝”般的超人。对生命的干预——不仅让宿命论变成现实，而且也让“科学怪人”以“上帝”自居。在此情势下，生命的存在和意义，人类社会的秩序和规则，当然包括伦理禁忌，都有被颠覆的危险。

　　更可怕的，如果科学家可以编辑基因婴儿，也可以修改成人基因。如果不加限制，人类对基因工程的探索也有可能越来越超出限制，从而让少数“科学怪人”变成了从根源控制生命的特权阶级。如果这些特权阶级被某些组织和政府控制，科幻电影中展示的人类终极灾难将变成现实。因此，基因编辑婴儿，不仅突破了人类社会的伦理禁忌，也触发了人类的原始恐惧。

　　就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科学成果也有蛇足之嫌。一方面，现代医学已经能够阻断爱滋病母婴传播的途径，基因编辑抵抗爱滋病没有必要。另一方面，通过基因改造的方式，让人类获得抵抗爱滋病的“先天能力”，也让人后天失去对爱滋病的恐惧，或带来不节制的混乱行为。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不仅带来更多衍生疾病，也将对社会伦理带来更大负面影响。

　　而且，基因编辑可以抵抗爱滋病，但是人类的干预也将影响这个基因系统。这一系统性的改变对这对双胞胎健康的影响如何？将来也是未知数——如果仅对爱滋病免疫而增加了罹患其他疾病的可能，基因编辑就不是治病救人而是害人不浅了。

　　值得一提的是，全球对转基因粮食和食品的争议向来未停息。原因在於，人们对於未知和不确定的东西充满着自然的焦虑和不安，这是生命本身的应激反应。当科学家将基因编辑用於人类自身时，焦虑变成了恐惧，科学行为也成了原罪。

　　尊重生命，是人类的基本伦理常识。以科学的名义干预生命、以好奇的试验用於基因改造，这样的科学成果不值得提倡，这样的科学探究应该叫停，科学家们更应戒慎恐惧，把握好科学与伦理的界限。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