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最具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是重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起点。就对台工作而言，这次全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对台工作大政方针战略性调整的历史起点。这次会议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综合考虑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任务、基本思路、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做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决策，并形成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战略构想，使解决台湾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一）

　　新时期党的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一个最为突出的标志，就是争取“和平统一”，实现“一国两制”。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同时，总结建国以来对台工作经验讨论新形势下对台工作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所做出的重大决策。

　　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这是建国以来我国领导人就一直考虑的重大问题。解决的方式无非是两种，一是非和平方式，即武力方式；一是和平方式。从1950年开始，一直是準备以武力解决为主，但也争取和平解决。1956年，新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毛泽东、特别是直接领导对台工作的周恩来，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出发，适时提出一系列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原则和政策主张。周恩来概括为“一纲四目”。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对台政策发生重大逆转。

　　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的历史功绩，就在於从根本上衝破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严重束缚，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从实践和理论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将党和国家的事业引向健康的发展轨道。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为三中全会做準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重要讲话，通篇讲的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强调，“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12月18日-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用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讲话精神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这一历史性决策决定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方针政策。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作为事关中国统一大业最重要的台湾问题，是用和平方式还是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就成为一个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的急需回答的重要问题。

　　邓小平后来说过，“一国两制”是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构想，首先是从台湾问题开始考虑的。邓小平在恢复中央领导岗位后，即开始对党和国家的未来进行战略思考。与此同时也开始了对台湾问题的思考。当时邓小平对对台工作的思考发展过程可做如下简要追溯：

　　1977年8月24日，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时，邓小平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準备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当然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採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

　　1978年1月4日，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肯尼迪一行时，邓小平说，台湾问题何时用何种方式解决是我国内政，但在解决时我们会注意到台湾的特殊情况。

　　10月22日邓小平访问日本。25日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会谈时，邓小平表示，国际上所有存在一分为二状况的国家，总有一天是要解决的。就我们来说，就有台湾问题要解决。问题不成熟，可以慢一点解决。我们将在充分尊重台湾现实的基础上，来解决台湾问题。

　　11月14日，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邓小平又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譬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

　　11月28日，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邓小平表示，台湾归还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同，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会照顾这个特殊问题，“中华民国”的名称要取消，它可以成为地方政府。根据现实情况，可以保留它的资本主义制度。

　　从上述邓小平关於台湾问题的一系列政策性讲话可以看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在当代中国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已经基本勾画出我们党关於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框架：尊重台湾的现实，考虑台湾的特殊情况，或照顾台湾的特殊性，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生活方式可以不动，美日等外资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但国家必须统一，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明日刊出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