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流感肆虐，很多公立医院住满病人，给前线医疗人员，包括医生和护士带来很大压力，怨声载道，有护士组织发动遊行，向社会申诉“压力爆煲”。政府虽然预留5亿港元支援医管局，医管局找来演艺明星和名人为医护人员打气，但前线医护人员的怨气并未平息。这时“本土派”又把矛头对準单程证制度，认为“大陆新移民”是香港医疗不足的罪魁祸首。“杏林觉醒”发言人、公立医院外科医生黄任匡声称，允许每年五万新移民，是对香港医疗系统“不负责”。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曾选上医学界立法会议员）也再次提出“取回单程证审批权”。

　　前线护士的压力有目共睹，他们需要释放压力也值得理解。但香港医疗问题真的与新移民有关吗？这需要好好分辨。

　　首先，香港的人口增长率非常低，根据联合国数据，年增长约为0.4%，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中只排157位。现在中国内地有不少人担心即将到来的人口危机，但中国内地的增长率还高於香港。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新移民，香港人口就负增长了。没有这些人口，香港很多工作就没有人做，这样就要输入外劳。没有一个人口停滞不前的国家或地区，不通过输入外劳来解决低收入工作人口短缺的问题。

　　无疑，在一些社会资源上（如申请公屋综援等），外劳是享受不了新移民的福利。但在医疗服务上，外劳的需求比新移民少不了太多。很简单，现在的流感对所有人一视同仁，难道外劳就不会患流感，患了流感就不用看医生住医院？因此，仅就医疗这点来说，只要有这样的劳动需求，无论是外劳，还是新移民，都相差不大。

　　根源在资源调配待完善

　　其次，香港的医疗资源并不低。香港每千人拥有1.92位医生，如果加上中医，则有2.92位。这个数字在世界範围内都是算高。根据WTO数字，每千人的医生拥有量，英国是2.83位，美国是2.56位，加拿大是2.54位，日本是2.37位，都在香港之下。香港各类病床之和为39683张（包括公立、私立、护养院和惩教署下辖的病床），每一万人有53张。这也是相当可观的数字。同样根据WTO的数字，美国每万人病床是30张左右，加拿大是27张，新加坡是24张，英国是28张；日本则是143张，高於香港。

　　因此，即便以发达国家的标準衡量，其实香港的人均医疗资源并不低。在世界範围内，以上两个指标都高於香港的，只有部分欧洲高福利国家。香港的问题，一个是资源调配尚有待完善，另一个是由於人口较少，医疗资源的总量也较少，所以出现大面积的突发流行病时，可以调剂的空间也较小。这些都不能把矛头指向新移民。当然，近年来，香港流行病出现频率很高，於是放大了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这是政府与医疗界需要解决的。

　　第三，医疗问题在当代几乎所有国家都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各种体制各有优点也有弊端，目前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法。香港跟随英国系统，於是也染上了英美国家的问题。在香港取得行医资格是相当困难的事，准入门槛很高，每年报考医科都“争崩头”，毕业之后还得参加很多严格的考试才能获得职业资格。这样固然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医生的素质，但与此同时又难以适应社会对医生的需求。事实上，绝大部分人生病都是普通的“小病”，高质素的医生这时往往大材小用。如何合理地根据社会需要培养人才，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如果医疗人才不足，本地又难以提供足够人才，一般的处理办法就是输入外籍医生，而香港的医学委员会就是不肯放开。这固然有担心外来医生素质不够的问题。但医疗行业追求行业利益，希望通过入学和资格测试的高门槛，控制本土医生数量，同时拒绝外来医生，以限制从业人员的数量，保证从业人员的收入。这也是人所皆知的小算盘。

　　2016年底，政府提出《2016年医生註册（修订）条例草案》，提出增加四名非业界委员进入医委会。政府希望立法会能通过，缓解医疗紧张的状况。医学界则担心此举会令特首委任的议席超过一半，从而可能让“非医学界人士”控制医委会，“令医生专业自主蕩然无存”。实质是担心“非医学界委员”要求放开输入医生的禁令，会损害香港医生的利益。

　　於是，约10个医学团体及两间大学医学院学生会在立法会二读草案当天，穿上白袍或白衣，在立法会门外静坐抗议。时任医学界立法会议员梁家骝表态反对议案，获得部分公民党议员的支持。但大部分立法会议员以大众利益出发都赞成议案。到了三读时，梁家骝则“出尽法宝”要阻挠议案，包括频繁点人数，根据“排列组合”提出过万条修正议案等，在激进派议员的“拉布”配合下，令草案无法赶在立法会结束前表决。

　　针对新移民是极度自私行为

　　2017年政府重新提出议案，又遭致反对。最后政府让步，只增加两名非业界委员，令医学界委员依然佔多数，才令草案获通过。但政府也因此没能拿到引进外地医生的主导权。至今，引入外地医生还遥不可及。

　　医学界一边说资源不足，人手不足，一边又抵制增加人手，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其实资源不足的问题好解决，政府在拨款方面绝对不小器，但只要医学界固执於小圈子利益，人手的问题永远无法解决。

　　为应付市民的指责，黄任匡等人又提出，可以引入英联邦医生，但强调不能引入内地医生。但英联邦医生不谙中文，可以作为专家医生引入，但肯定无法作为前线医生直接服务广大普通市民，而这正是香港最紧缺的岗位。而内地有不少高技术的医生，广东医生更很多会讲粤语，正是最能纾缓香港人手不足的问题。黄任匡等人的建议无疑是“头痛医脚”，这不过是那套歧视内地的“本土主义”的延续罢了。

　　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