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一些官员一直受港英时代的意识形态所影响。表面上说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实际上失掉了社会责任，只考虑资本的利润率。这在港英时期或还可以解释，因英国是不会承担香港任何的财务责任，香港要自负盈亏，故此要特别地审慎理财；而且港英政府对香港的政治责任也不大，只要保持社会稳定，用高压抑止政治的不稳定倾向即可，至於香港居民有无社会权利，穷人生活应否有所保障，从来不是施政重点。

　　所以，若不是石硖尾大火，贪污横行的港英政府便不会启动公屋政策。也因此，在中英谈判中国坚持收回香港后，麦理浩的十年房屋大计便中断，回归过渡期裏更开始推动房地产投机市场，削减公屋、出售公屋，以及用其他如居屋等去替代公屋。医疗方面由政府医疗体制转变为公营机构医管局负责，把政府的政治责任外甩。

　　长者津贴需贴近民情

　　回归后，某些官员也有意无意地在宣传上鼓吹对综援人士的歧视，宣传综援养懒人。公共医疗支出也不愿作出根本性调整，不想去应对社会对医疗要求的增长，和人口老化的种种问题。医疗券可说是一个典型例子，宁愿资助私营医疗，甚至让医疗券滥用，也不愿把公帑投入医管局以产生更大规模的效益。

　　最近，政府把长者申请综援的年龄从60岁调高至65岁，便显然是同样思维的结果。这个改变涉及的公帑数目不大，政府的意图只是要表达对长者综援的施压，体现他们歧视综援弱势社群的主张与态度。这样的改变对贫穷长者的影响巨大，政府推行时有没有调研、有没有谘询？还是由一些人拍脑袋决定？在社会强烈反对下，政府先是改以罚款200元来作惩罚不求职的60至64岁长者，扣除他们可得的综援，再而又取消扣罚，但仍然不肯改变政策。百辞难辩之下，有关官员显然十分难堪。

　　与此同时，流感肆虐，医管局管理的公共医疗体系备受压力，长期人手不足，导致高比例的医护人员离职。政府的对策，一是找明星来作宣传安抚；二是夸言有大量资金增拨来津贴医护人员。前者令人摸不着头脑，只反映医管局高层的无厘头心态。后者是否以为增加津贴便可使医护人员不眠不休地工作，为了五斗米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提升医疗服务刻不容缓

　　医管局的前线医疗资源投入不足，管理官僚化已备受批评，却从不决意改革，反而是官僚文牍，架床叠屋更为恶化。代价是基层居民，特别是贫穷长者，就医排队需时，其中医疗失误频仍，未及时就医无辜早死的可能更多。政府的减开支，加上医管局的官僚主义，代价是中下层居民的病死痛苦，这是怎样的政策，和政策思维呢？在医护人员齐声公开声讨政府和医管局之时，政策制度还是不愿改动，无任何良策可纾解现时公共的困境。主管部门和有关官员面对困境，竟似无计可施。问题在於，难道要更多的中下层居民以生命来作为牺牲吗？

　　香港公共医疗，乃至长者福利、公屋、社福等等，在香港政府储备万亿元，且每年增加之时还不作改善、补救，政府和问责官员欠缺应有的道德责任。他们或者不懂怎办，为什麼不可以开诚布公，让社会公开参与推动改善、改革呢？也为什麼不去检讨反思回归以来由港英政府承继而来的制度、政策与施政思维呢？

　　这是怎样的既得利益在作梗？

　　珠海学院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