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包含了港澳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形成了一个城市基础和产业基础相对成熟的城市群。香港和澳门是全域性的自由贸易港，市场、贸易投资标準、法治等均对标国际；由南沙、前海和横琴片区组成的广东自贸试验区，则是珠三角对接港澳的门户和“一带一路”的桥头堡，亦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三个核心支点。

　　粤港澳大湾区与广东自贸区合作的基础在於粤港澳之间已有良好的资源禀赋、扎实的合作基础和中央的政策支持。但是，由於存在跨区域行政机构、体制差异、产业保护和合作难点，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大大制约粤港澳大湾区和广东自贸区的联动发展。

　　用创新理念建设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中有广东自贸试验区这种很好的制度平台。在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在“‘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法律体系”的制度背景下，跨行政区要实现互联互通，核心是要用自贸试验区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去推进制度的瓶颈，解决区域分割的问题。长三角一体化上升到国家战略，但是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推行11年，进展不快，这说明区域分割非常严重，如上海浦东和南汇合併之后，因为行政分割，南北道路打不通。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物理障碍、行政障碍和制度障碍，可以採用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的手段和方法去逐步解决。

　　粤港澳大湾区同时承载我国贸易强国、航运强国、新产业强国的国家战略，有能力率先构建基於“港口开放＋产业开放”的自由贸易港群。

　　大湾区中香港的自由贸易港和广东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要组合起来，以香港自由港为引领形成若干个“大湾区产业带”、打造“产业特区”，充分发挥“港澳专业服务”＋“珠三角先进製造业”的分工优势，形成功能互补，联动发展的产业转型与升级新模式。

　　要积极推动港澳与大湾区内地九市之间要素能实现更便捷的流动。相较香港机场的海关，广东九市海关管辖的範围和内容还太多，应逐步削减。如检疫方面，内地的《卫生检疫法》规定了痢疾、登革热、中东呼吸综合症、非典这些都要检疫，但香港的检疫工作并非由海关负责。广东九市要以香港通关便利化制度设计为对标，剔除技术壁垒等非制度性壁垒和关税壁垒等体制壁垒，从而促进大湾区要素更便捷流动。

　　利用大湾区拓宽港空间

　　在香港的空间拓展方面。香港的制度不错，但是它有两个严重的瓶颈，一个是物理空间不足，二是年轻人上楼难、上位机会不足，从而也导致了香港社会矛盾的积攒。

　　为了要解决香港的瓶颈，而且让香港未来在国际经济金融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粤港澳大湾区需要逐步形成一体化，成为一个囊括香港在内的超级特区。一旦大湾区形成一体化以后，未来香港实际上可以成为“中国的曼哈顿”。可以利用香港的制度优势，利用大湾区的空间和区内各个城市相互合作的优势，使得整个粤港澳大湾区联合所有的自贸试验区，形成一套统一的、比较先进的制度生态环境。

　　在香港的新产业培育方面。香港应与深圳联合以重大的制度突破来推动国家在高技术改革的破局作用。

　　首先，要发挥香港培训科学家的作用。要发挥香港和大湾区内地九市科技管理制度的创新，在科技专案合作、科技资源往来、科研人员流动上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香港的科研经费管理甚至比九市还严格，抑制香港科学家的技术转化动力。九市可以通过相对宽鬆的条件集中到香港各大高校招聘兼职科学家。

　　其次，香港要在服务湾区内地企业中积极实现基础科研的转化。香港有很多很好的研究成果，但是科技转化率很低。香港应积极为深圳和大湾区的内地企业家提供技术支持，利用自贸试验区的简政放权改革和“双创”政策契机来加强科技转化的作用。

　　最后，在产业合作方面。目前粤港澳合作中涉及的会计师、律师、建筑工程领域仍面临很大的制度障碍。通过落实粤港澳大湾区规劃，粤港澳合作产业园“飞地模式”等，突破现有部委的某些规定，促进大湾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资讯流的部分有序放开，从而推动港澳的产业多元化发展。

　　经济学博士后、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