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大，要全国同时发展同样的成就，难度很大。因此，1979年7月邓小平决定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出口特区（十个月后决定改称经济特区），先让这些地方富起来，而且相信以香港对外开放的优势，很有条件带动四个经济特区发展，之后再由这四个经济特区推动其他沿海大城市跟着也富起来。

　　经过了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果然印证到沿海各大城市所属的地区首先富起来，跟着带动了中部，再到西部，国家更开始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港澳各有优势九市独当一面

　　如果将1979年至2019年的四十年视为第一阶段的改革开放，从2019年至2050年的三十年视为第二阶段改革开放的话，可以说是国家再度授予港澳更大的历史使命，把两地和邻近的九个城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串联起来，规劃出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国家战略。

　　大湾区的发展潜力，若以过去的发展成就去看将来的成就，有三点可以比较：

　　第一个比较是在八十年代初，珠三角地区的GDP只是日本的0.7%，到2030年就算不超越日本的GDP，也可接近有余。

　　第二个比较可看到1979年前，深圳根本不存在，东莞是一片农地，其他地方也只属落后的县城，广州也没今天的规模。只是短短四十年，大湾区的人口有7000万，经济总量约10万亿元人民币。而珠三角九市的产业亦出现变化，由劳工密聚的出口加工业，到今天朝向资本密聚高科技创新工业发展。原来不存在的深圳市是华为与腾讯两间举世瞩目的资讯科技（IT）的创始地，在广州的科技园早在十年前年产值已超过万亿。

　　总体来说，正如刚出炉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劃纲要》要将大湾区打造成世界一流的科技中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以及国际法律及争议服务中心。这个阶段与第一阶段比较可说是“天渊之别”！

　　第三个比较可看到第一阶段，九市发展时除劳动力外，所有的投资、工业、市场、运输、服务业等都依赖外资。在第二阶段却完全改变，上述各项业务九市都有足够的资源可独当一面，还有她们的原创与再生产能力，甚至现代服务业有前海，上市、集资渠道则有深圳证券交易所。

　　“9+2”在大湾区发展规劃中各自所承担角色，珠三角九市都能做到独当一面的角色，港澳所能虽有她们未能及的地方，例如香港的司法制度、国际金融中心、自由市场经济等；澳门的旅遊休閒事业与葡语优势等，但九市与港澳既能各自发挥所长，在第二阶段的发展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经济与科技能量最大的地区，真可说是指日可待。

　　如果再将香港与澳门的历史背景来考量。澳门是葡萄牙国力鼎盛时的对华贸易重镇，香港是英国国力鼎盛时的对华贸易的重镇。儘管两国的强大已成历史，但两国在港澳留下来的制度却仍然有一定的国际地位，正是认清了这点，国家决定改革开放时，首先肯定了两国在港澳留下来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制度、语文系统、司法系统等，不但在收回港澳管治权时不加以排除，反而制订“一国两制”、继续为两个特别行政区服务。“一国两制”这个史无前例的伟大构想，在实践时向其他国家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展示中国尊重与接受不同制度存在着互惠互利的智慧。

　　大湾区是“两制”共赢的“开门匙”

　　“一国两制”在港澳已然实践了二十多年，这段期间港澳对国家的贡献更大大加强了“一国两制”的信心，中央政府规劃发展大湾区，把整个中国南方最富裕的地区、夥拍港澳一同发展，向全国展示对外开放是发展的硬科学，亦藉此向全球展示，不同的意识形态亦有合作双赢的空间。

　　香港与澳门回归祖国后，两地同样也保留原有制度，由最初二十年“一国两制”的四个经济特区规劃为两种不同意识形态与制度的试点。二十年后今天更扩大为“9+2”共同发展大湾区，可见经实践证明国家在意识形态的差异间，已找到合作共赢的“开门锁匙”。

　　这信心当中最能说明国家器重英国的普通法制度，在这次大湾区规劃，中央把香港规劃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中心，这充分说明国家不但重视普通法在排难解纷的国际地位，同时也建议国家与亚太地区共同使用普通法来解决纷争。

　　澳门的情况也然，中央将葡语的国际地位提上了大湾区的政治日程，今后“一带一路”跨向非洲与拉丁美洲，葡语的外交文化与政治沟通势必会有其大显身手的机会矣！

香港中文大学原政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