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规劃有两个重要的面向，其一是面向港澳，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其二是面向世界，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

　　香港面临经济增长瓶颈

　　港澳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不少深层次的问题仍然存在。近些年，香港发生了若干事件，从反高铁到“反国教”，从非法“佔中”到旺角暴乱，这些政治事件背后有其经济、社会的土壤。香港年轻一代面临上楼、上流、上位的难题，再加上来自内地同辈的竞争压力，以及自由行带来的汹湧人流的物理空间的挤压，相对剥夺感油然而生，这些经济社会问题与意识形态问题纠缠在一起导致矛盾频发。

　　作为发达经济体的香港，面临着经济高增长的瓶颈，动能不足，再加上狭窄的地域限制，使得经济民生问题在其内部难以消解，澳门未来或许也会遭遇类似的问题。如何破解？意识形态问题暂时放后，先解决经济民生问题，毕竟发展才是硬道理。十九大提出“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是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战略性转向，而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实现这个转向的最重要载体。作为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区，大湾区积累的制度政策经验，可以进一步推进内地其他地方的开放，加强与港澳的紧密合作。

　　大湾区除了面向港澳，还要面向世界。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珠三角地区的内部联合，更承担着国家任务，那就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作为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总体框架，“一带一路”的意义不用赘言。参与“一带一路”大湾区具有独特优势。

　　建设大湾区使人心相通

　　作为全球性金融、航运、物流中心的香港一直以来在中国对外开放、对外交往中扮演着超级联繫人角色；澳门不仅是旅遊休閒中心，还有葡语国家商贸平台；深圳科技创新实力一枝独秀，已被不少媒体称为中国的“硅谷”；广州是千年商都，号称第三世界国家的“首都”。参与“一带一路”不仅是大湾区的任务，也是大湾区提升在全球範围内影响力的机遇。

　　大湾区建设有美好的蓝图和愿景，但具体规劃的落地需要脚踏实地。笔者认为，有三个重要的层次：硬体联通、制度对接和人心相通。

　　硬体联通是第一个层次。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港珠澳大桥已经通车，虎门二桥即将通车，深中通道已经开工；再加上城际铁路、跨市地铁、高快速公路、水陆码头、珠三角机场群，这些基础设施将整个珠江口各城市紧密联接。

　　制度对接是第二个层次。大湾区建设不仅是硬体互联互通问题，更深层的是软性制度的衔接、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有“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但“一国、两制、三法域和关税区”的核心特征意味着建设中必然面临制度障碍和衝突。制度差异必然影响人流、物流、资金流、资讯流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影响三地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有效对接，进而影响大湾区的建设效果。近几年，中央和地方层面已经採取行动，推进系列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学习、就业、生活的措施。但制度对接是极其複杂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各个细分领域，涉及到从中央到区县各个层级的政府主体，这个系统工程远未完成，没有顺畅的制度环境，大湾区无法实现真正的协同、整合、一体化发展，内地的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也必然大打折扣。制度对接应是未来工作的重点。

　　第三个层次是人心相通。政治的背后是人心，“一国两制”不仅是法理回归，更需要人心回归。与硬体互通，制度衔接相比，人心相通可能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人心工作既要讲原则，也要讲方法。搁置争议，在参与大湾区建设中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或许是最有效的办法。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