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发动“佔中”的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连同其余六名反对派政客，因涉嫌串谋、煽惑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而被起诉。案件经过近半年审讯，终於在昨日作出裁决，九名被告均至少有一项罪名成立。可以说，今次“佔中九人”案的判决，对受“佔中”影响的商户和市民，以及整个香港社会来说，算是给了一个交代。

　　更值得留意的是，对於反对派过去一直宣扬的某些观点，法官在判词裏都有加以反驳。譬如，“佔中”发起人戴耀廷过去便一直强调，他们发动的“佔中”是一场所谓的“公民抗命”。法官则在判词裏引述了贺辅明勳爵在R v Jones （Margaret） [2007] 1 AC 136一案的判词，反驳了他们的论点和主张。

　　该段判词的原文是：“违法者与执法者都有一些规则要遵守。示威者的行为要合乎比例，并不会导致过量的破坏或不便。以证明他们的真诚信念，他们应接受法律的惩处”。

　　这段判词的重点有两个：一是公民抗命“要合乎比例”、“不会导致过量的破坏或不便”。然而，整场“佔中”历时七十九日，市区的主要幹道均被堵塞，侵害了市民的行动自由，妨碍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已属“导致过量的破坏或不便”。

　　正因如此，法官才会在判词中批评陈健民，竟然用三人无意完全瘫痪中环一带的交通，作为他们有衡量行动“要合乎比例”的根据，是“绝对错误”（totally wrong）。因为即使没意图完全瘫痪中环一带的交通，但他们的实际行动，已对其他人造成过度的损害或不便。法官又批评陈健民，在“佔中”爆发个多月后才在报章撰文，提及行动不应对其他人造成过大影响，是“醒觉来得太迟”（the awakening came much too late）。

　　罕见以“绝对错误”狠批

　　这段判词的第二个重点，是示威者“应接受法律的惩处”，亦即是三人在发动“佔中”之前，曾一直所强调的“承担罪责”。是故，法官在判词中强调，不论被告是否主张“公民抗命”，或是因发动“公民抗命”而被起诉，“公民抗命”均不是抗辩理由，法院亦没有功能，去判断被告发动的“公民抗命”背后的政治理念是否正确，而是只会把焦点放在他们行动的内容，究竟有否触犯法例。

　　说起“承担罪责”，这班人真的遵守诺言吗？没有，戴耀廷等人虽在“佔中”后期，主动去了警署自首，但到了律政司正式起诉的时候，却选择否认控罪。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利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把起诉说成是重複控罪，侵害了《基本法》所保障市民参与和平示威、集会权利，继而把案件包装成政府的报复性检控。如此说来，他们又怎有资格话自己在搞“公民抗命”呢？

　　说到他们的诡辩，法院早在审讯之前，已指出“煽惑他人妨扰”和“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是两项控罪，前者是煽惑他人犯罪，后者是煽惑另一人跟自己一同煽惑他人，并不构成重複控罪，而且在普通法内存在。至於《基本法》所保障的集会自由，法官则强调：“今次阻碍的不合理性已使到重要而受保障的示威权应被置换”（The unreasonableness of the obstruction was such that the significant and protected right to demonstrate should be displaced.）。

　　简而言之，今次判决对“公民抗命”的看法，虽然跟之前终审法院一样，承认“在良心的基础上的公民不服从在（普通法制度下）有悠久而光荣的历史”，但是不能构成脱罪的抗辩理由。另一方面，法院认为集会自由的行使，如对市民的行动自由和日常生活构成损害，便是“导致过量的破坏或不便”，不属《基本法》所保障的集会权利。最重要的是，判词其实批评了几名被告，根本没遵守“公民抗命”所默认的规则，间接地否认了他们在搞“公民抗命”。

　　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