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儘管已被法官判处监禁十六个月，但“佔中”两名发起人戴耀廷、陈健民在囚车上仍面露笑容，这不单反映二人毫无悔意，更显示法官判刑过轻，未能彰显公义

　　昨日，“佔中”九男女终於正式判刑，三名发起人戴耀廷、陈健民和朱耀明均判囚16个月，但朱耀明获判缓刑2年。“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立法会议员邵家臻、学联前常务秘书锺耀华及民主党元老李永达，均判囚8个月，但李永达和锺耀华获判缓刑两年；中大学生会前会长张秀贤，则判200小时社会服务令。至於陈淑莊，代表律师则呈上医生报告，并声称对方将在两星期内脑部接受手术，法官决定将其判刑押后至6月10日。

　　不讳言的说，法官今次判刑着实过轻。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101I条，任何串谋及煽惑他人犯罪的可公诉罪行，而又无其他法例订定该罪刑罚的话，其最高刑罚是监禁7年及罚款。然而，戴耀廷和陈健民作为“佔中”发起人，同时犯有串谋和煽惑他人公众妨碍的罪行，最终为何只判囚16个月呢？法官量刑的準则究竟是什麼呢？

　　法例并无列明功过相抵

　　至於其余几名被告，虽说不是“佔中”的主要发起人，但是他们的煽惑行为，为香港社会带来极大的经济损失和交通问题，并且严重侵害普罗市民日常的行动自由，法官甚至在庭上批评众人毫无悔意，亦从没向受他们行动影响的市民道歉。如此说来，法官根本没有轻判他们的理由，但是最终还是只判囚8个月。究竟法官在判刑之时，又有没有考虑判刑需要具有阻吓性的因素？

　　法官判处张秀贤200小时社会服务令，也是让人感到费解。有人或者会说，张秀贤犯案时未满21岁，法官须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109A条的规定，在判刑前索取社会服务令及感化报告。然而，该条法例并无硬性规定必须接纳感化官的建议，只要法官认为“没有其他适当的方法可处置该人”，被告未满21岁也可判处监禁。

　　更让人感到费解的地方，是朱耀明和李永达虽被判囚，但是获准缓刑执行。张秀贤被判社会服务令、锺耀华获判缓刑，尚可拿他们犯案时未满21岁说事，可以《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109A条作为法理依据，但朱耀明和李永达获准缓刑执行，其依据和準则究竟又在哪裏呢？

　　据报道，法官轻判的原因是朱耀明和李永达长期服务社会逾30年。然而，“长期服务社会”的定义是什麼呢？李永达曾长期担任反对派立法会议员，美其名是监察政府，实质是为反对而反对，不但使到社会撕裂，还拖慢了香港的施政效率。他的所作所为，又能算作“长期服务社会”乎？

　　退一步而言，我们接纳法官的说法，李永达真是“长期服务社会”，但是他为何能因此而获得轻判呢？似乎，法官在量刑之时，採用了“功过相抵”原则。然而，香港的法律又有哪条条文，列明被告所触犯的罪行，可以“功过相抵”呢？没有。我们再退一步，假定功过真可相抵，但是李永达煽惑他人参与“佔中”，对社会所带来的破坏，又是否过大於功？是否存在可以量化的客观準则呢？

　　可以说，今次“佔中”案的判刑，突显了香港现行的法律制度之下，法官拥有极大的量刑酌情权，其酌情权却存在一定的随意性。普通法经过近九百年的发展，其判案方式已经颇为完善，但是去到法官量刑之时，则仿似全凭法官主观判断，完全没有可量化的客观标準可言。正因如此，香港近年来才会在一些重大案件审结过后，惹来了不少争议和质疑。

　　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