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前天召开记者会，再回应《逃犯条例》修订的细节，逐一回应和反驳各方就修例提出的多项建议。修订《逃犯条例》是为了堵塞法律漏洞，彰显社会公义，应该按照本港法律传统和原则办事，解决惩治罪犯有法可依的迫切实际需要。但现时坊间提出赋予香港法庭“域外法权”及“港人港审”等建议，都没有对準主要问题：即针对现时《逃犯条例》漏洞而作出修补，反而捨近图远，以更大争议取代修订建议。事实上，“域外法权”“港人港审”都不具可行性，处理不到这次台湾杀人案，也解决不了法例漏洞，各界应返回修订本身，提出务实可行建议，胜过现时各说各话，转移焦点。

　　不能贸然改变“属地”原则

　　有立法会议员、法律学者针对修订《逃犯条例》提出不同建议，包括修改《侵害人身罪条例》、《刑事司法管辖权条例》，赋予本地法院审判港人在海外谋杀和误杀案件的权力。对此，郑若骅司长指出，有关建议不能解决和处理台湾杀人案，亦不符合香港司法传统。因为香港惯常行使“属地”原则，相关罪行需於境内发生，才可行使司法管辖权。如果改变这个惯常原则，会为法制带来根本性改变；而且，若扩大域外司法权处理杀人案，在取证方面亦难免遇到困难。

　　所谓“域外法权”，是指将本地的法院管辖权延伸至域外。不少国家及地区都设有“域外法权”，而最常行使有关权力的就是美国。但“域外法权”不是没有争议，“域外法权”某程度是一种管辖权延伸的表现，必定影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司法主权。按照国际法，各国应通过《海牙取证公约》或双边渠道向其他国家提出司法协助请求，但美国却倾向直接行使“域外法权”，甚至多次以美国的国内法要求其他国家进行引渡，例如孟晚舟事件正是美国滥用“域外法权”的明显例子。

　　香港一直没有“域外法权”，而是沿用“属地”原则处理刑事案，现时要赋予香港法院“域外法权”，涉及到香港司法制度的根本性改变，尤其是大幅改变香港刑事法制度，根本不可能一时三刻有结论。现时当局提出修订《逃犯条例》，一是为了填补现时香港与内地、澳门、台湾缺乏引渡协议的漏洞；二是处理台湾杀人案中，将疑犯引渡到台北受审的问题。要处理这些问题，应该聚焦於《逃犯条例》修订，而不是贸然走去改变香港的刑事法制度、改变一直以来的“属地”原则。而且，香港的刑事法一贯不设追溯期，就算修订《侵害人身罪条例》，赋予香港法院“域外法权”，也无助处理这宗台湾杀人案，无助为受害人讨回公道。

　　“港人港审”违背“一国两制”

　　至於近日坊间有不少讨论的“港人港审”，正如郑若骅司长指出，建议有三大不可行：一是同样面临刑事追溯力的问题，不能追溯去年的台湾杀人案。二是涉及更大的法律修改，要将《逃犯条例》中包含的46类罪行全部转变成为“港人港审”的情况，对香港的司法是制度性的改变。三是操作时有实际问题，比如取证、检控时期对证据的不同处理以及检控人员需要遵从的规则等。这说明“港人港审”与所谓“域外法权”在实行上都不具有可行性。

　　更重要的是，“港人港审”与“一国两制”相违背。“港人港审”参考了中法两国在2007年签署的引渡条约，当中提到“如果被请求引渡人具有被请求方国籍，应当拒绝引渡。该人的国籍依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发生时确定。”然而，这种安排主要是国与国之间的协订，而不会是“一国”之内的安排。香港是“一国两制”下国家一个特别行政区，在“一国”之内怎可能採取这种国与国之间的“不引渡”模式？这显然与“一国两制”的精神相违。在政治伦理、法律精神上都缺乏可行性。

　　固然，外界对於修例有意见是正常，胜过如反对派般一味否定、“为反而反”，但提出建议应该有三个前提：一是要能够解决当前问题，也能够填补现时引渡漏洞；二是建议应按照本港法律传统和原则办事，重点放在修订《逃犯条例》上，而不是另搞一套，另起炉灶，这只会引发更大争议，更加不利於凝聚共识，堵塞漏洞；三是不应用“有色眼镜”看待内地的法治和司法制度，对移交逃犯到内地受审杞人忧天。

　　不少国家都与内地签订移交协议，说明司法制度不同不会影响对逃犯的移交。而且现时当局的修订对於引渡作出了大量的保障，对於人权的保护只有加强而没有削弱。一些人不断炒作所谓内地法治问题，好像将犯人引渡到内地就会受到不公平审讯，这不但是妄自尊大，更是用“有色眼镜”看待内地，以这样的思维出发，所提出的建议自然不具有可行性，提了也是徒劳。

　　修订《逃犯条例》具迫切性，现时讨论更应聚焦於修订本身，实事求是的讨论问题。反对派巴不得横生枝节，巴不得修订有更多的争议，从而将修订拉倒，身为建制派有必要跟随其指挥棒起舞吗？ 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