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逃犯条例》继续引发争议。除了反对派搞出“自行选主席”的闹剧之外，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实政圆桌”田北辰提出“港人港审”的建议。随后，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弘毅也认为，“港人港审”值得考虑；属於反对派阵营的港大法律学院副教授陈文敏也支持“港人港审”。一时间，“港人港审”成为热门选项。

　　“域外法权”争议更大

　　需要承认，乍眼看去“港人港审”的确能缓解一些人的担忧；然而“港人港审”是否确实可行，会否会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分析。笔者认为，“港人港审”只是“看上去很美”，实际上行不通。

　　“港人港审”的实质就是延伸香港司法管辖权，即“域外法权”，把普通法的“属地原则”转为“属人原则”，香港人在外国犯法，香港律政司也有权起诉。这是整个司法理念的大转变，客观而言，转变幅度比修改《逃犯条例》更大，影响更深远。简单地说，这带来好几个问题。

　　首先是各地法律不同，用香港法律审讯外国发生的案件并不可行。广义而言，无论是移交、引渡还是“港人港审”，其原则都是这个罪名必须香港和当地都属犯罪。但同一种罪名，其能否成立，具体的细节却千差万别。举例说明，强姦罪无论在何处都是重罪，这基本没有太大异议，但如何才算强姦呢？有些国家或地区认为要发生性行为才算强姦；有的认为只要生殖器触碰就算强姦；有的规定，只要有企图，无论已遂还是未遂均属强姦……简而言之，不同国家或地区对强姦有不同定义，令行使“域外法权”时变得更加複杂。

　　在哪裏生活就要遵守哪裏的法律，这本来是一个常识，也符合国际法精神。“港人港审”带来的问题是，如果有港人在一个入罪门槛较低的地方犯法后逃返香港，根据草案建议，外国提出引渡请求，政府经过法定程序后可将疑犯移交。一旦变成“港人港审”，即便那个提出要求的国家是“遵守《联合国人权公约》的司法文明国度”，香港也无法移交罪犯，只能在本地审理。但如果按香港法律去告就很难入罪，在香港按照外国法律去审理，在实践上又毫无可能。假设该疑犯在外国犯罪的事实确凿无疑，却因为“港人港审”缘故，正义无法伸张，这是合理吗？

　　退一步说，即便一些标準差别不太大的罪名，看似在哪裏审都差不多，在实践上也存在很大的困难。比如，“港人港审”的直接后果就是台湾杀人案的疑犯无法被移交，只能在香港审理。这宗谋杀罪的事实较为明确，港台两地的标準差异并不大，照说按香港法律也可以惩治。可是即便如此，由於地理区隔和对证据的要求不同，在取证和证人作供等实际审讯的操作问题上，依然存在很大困难。正如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所言，在实践上并不可行。她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

　　“港人港审”违反《基本法》

　　更值得忧虑的是，一旦放开了“域外法权”或“属人管辖”，会引发更大的法律问题。

　　再以谋杀罪为例，虽然谋杀在哪裏都毫无疑义是重罪，但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安乐死是否属於谋杀，各国法律又有很大差别。香港不允许安乐死，协助病人死亡是犯法，但香港人可到瑞士等承认安乐死的地方，由来自香港的医生帮忙实施安乐死。现行法律下，香港无法追究港人在外地违反香港法律的情况，倘若“域外法权”一开，该名医生回港后有可能被起诉。

　　还有一个涉及“域外法权”的例子是涉案人身处香港。比如互联网盗版，如果香港人在外国设立伺服器，经营网络硬盘服务，有人利用此服务上传了盗版内容供下载。这种网络服务在个别国家不犯法（这些国家专门以此招揽网络硬盘服务商），在香港也无法追究相关人士法律责任（即便他在香港生活），因为他们不是在本地设立伺服器。但开启“域外法权”后，特区政府就有机会以违反香港法例为由，起诉这些香港人。

　　当然，这些事不一定会发生，但足以说明“域外法权”和“属人原则”并非“看上去这麼美”，有更多複杂的情况需要考虑。

　　由於香港人複杂的身份，“港人港审”还会带来另一个问题：谁是港人。《基本法》第24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简称香港居民，包括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如田北辰所言，把“港人港审”中的港人定义为“永久性居民”，恐怕与《基本法》第25条“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相违背。这两条《基本法》条文已否定“港人港审”只适用在“永久性居民”的合宪性。

　　更有甚者，永久性居民中还有中国公民、外国公民，以及持有外国护照的中国人等各种不同身份。这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就带来麻烦的国际法争议，在研究“港人港审”的问题中，不可不察。

　　 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