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立法会《逃犯（修订）条例草案》法案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结果一如外界所料，会议在反对派连同自封“主席”的涂谨申阻挠之下，再次腰斩收场。会后，会议主持石礼谦表示，现时情况已经显示，会议难以再次展开，於是决定向内务委员会发信寻求指示。另一边厢，反对派似乎也意识到，他们在议会内捣乱的行为，根本不得民心，於是建议召开所谓的“三方协商”，跟政府、建制派一同展开政治协商。

　　然而，所谓“三方协商”真能够达成共识乎？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先从国际政治的格局，了解今次修例之争的本质属性。其实，早已有评论文章指出，反对派对修例本来意见不大，直至美国商会表态反对之后，才开始转向积极反对。直至近日，不论是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还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均公开表态反对修例，可见反对派不过是马前卒，美国才是反对修例的始作俑者。

　　问题是，为何美国反对修例呢？难道真的如美国商会所言，修例将会影响美国商家在港安全吗？绝对不是，虽然修例不只针对港人，也会影响在港活动的外资，但是他们在内地没有业务的话，修例根本影响不了他们。是故，我们要了解美方的忧虑，必须从半年前的孟晚舟事件说起。

　　上年12月1日，加拿大警方因应美国政府的司法互助请求，逮捕在温哥华转机的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及后，美方声称华为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利用在港註册的星通技术公司，将美国高科技产品转售予伊朗企业，正式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污衊华为，指它为中国政府服务，又积极游说各国，呼籲各国禁止华为参与西方国家的5G网络建设。

　　种种迹象显示，不论是贸易战、孟晚舟事件，抑或是游说各国封杀华为、四处唱衰“一带一路”建设，都是美国意图围堵中国的手段，其真正的目标，是要遏制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继续提升，确保美国的国际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孟晚舟事件突显了美国为了外交上的需要，不惜滥用长臂管辖权，诬称一名没有美国国籍的中国公民，触犯美国国内法，然后要求加拿大代其逮捕，以便他们引渡回美国受审。

　　由此可见，美国反对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是因为他们曾经滥用引渡机制，打击美国的潜在假想敌，所以担心修订通过之后，中方也会“有样学样”，指控美国在港商人违反内地法律，继而要求特区政府将其移交至内地审理。另一方面，美国的情报单位，究竟有否打扮成商人掩饰身份，又有否利用香港作为跳板，打着投资之名进出内地，藉此套取内地各方面的情报？这个问题，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当然，大家只要明白，现行法例在逃犯移交上的各种限制，不会因为修例而受到影响，便会知道美国反对修例，纯属是他们作贼心虚，实际上则是杞人忧天。可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只有扳倒修例，才能把“美国公民与靠岸海军在香港的风险”彻底减至最低。正因如此，USCC的报告才会恫吓特区政府或商界，声称《逃犯条例》的修订，将违反美国自行制订的“美国─香港政策法”，使他们害怕香港经济将因此而受到影响。

　　因此，今次修例之争早已不是香港的内部矛盾，而是美国为了保障自己各路人马的自身安全，意图干预香港内部事务。在此情况之下，除非特区政府“跪低”，否则反对派作为外国势力的马前卒，所谓的“三方协商”根本没可能达成任何结果。

　　更重要的是，反对派提出“三方协商”，不过是一种拖延战术。因为台湾杀人案疑犯最快将於十月出狱，反对派只要拖到对方出狱离港，他们便能以此为由，质疑《逃犯条例》修订的迫切性了。 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