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学文科，却对数字敏感；职业写新闻，常常会用实实在在的数字表述观点。最近这些日子，有一些数字常常被人引用，那就是“13万”人，还有即将来到的6月9日的“30万”人。

　　这“13万”成了一个指标。被反对派称为“香港民主之父”的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5月7日在报章撰文称：“‘民阵’第二次发起反修订《逃犯条例》遊行，有多达13万人参与。然而署理特首张建宗竟指……”；5月8日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亦在报章撰文说：“儘管有13万人上街遊行，政府依然一意孤行”；5月22日“新民主同盟”立法会议员范国威认为：“13万人上街代表民意，对修例的关注及忧虑……”

　　立法会审议《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简称《逃犯（修订）条例草案》）前，“民间人权阵线”（“民阵”）於4月28日发起第二次反修例遊行，“民阵”宣称参加遊行人数达13万人，而警方则表示高峰时段只有22000人参与。“民阵”召集人岑子杰日前透露，有意在条例草案在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前的周日（即6月9日），发起第三次反修例遊行，希望动员30万人上街。这“30万”，就是以“13万”为基础而作的预估。

　　违反常理的夸张数字

　　那这“13万”人数的依据何在？日前，我听好友雷公作过一番分析。这位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大学院士、科大经济系前系主任雷鼎鸣教授说，计算遊行人数的关键是估计人龙有多长。从起点东角道到终点政府总部，共约3000米，供遊行示威人士走的路宽10米。带领龙头的人共走了120分鐘，於5点半到达终点。当龙头人到终点时，龙尾在哪裏？5点半这一刻的龙尾示威者要多走100分鐘才到终点。既然龙头要走120分鐘才走完3000米，那麼龙尾100分鐘约可走到2500米，也就是说，龙头与龙尾的距离应约2500米，即5点半这一刻，示威人士佔有的总面积是2500米乘以路宽10米，即25000平方米。

　　雷公继续说，这块地可容纳多少人？如果是13万人，这便意味每一平方米要容纳130000÷25000=5.2人。唯有人人都如沙甸鱼般挤在一小型电梯中，这才勉强可能。示威时要行走，舞动手脚，从以往示威可见，平均一平方米一个人也会嫌拥挤，每平方米假设站一人已经是高估的，5.2人则是太离谱。如果每平方米一人，总人数便是25000人，警方的数字明显可靠得多。用点常识，便可看出谁在造数。

　　雷公说：“我已查过一些资料，整条轩尼诗道才1.86公里长，计算中用的3公里大致準确。示威队伍用一边的路，3车道的规格是10米宽，轩尼诗道有部分3车道，有部分是2车道。我的估算不可能完全準确，但一定比‘民阵’所说的13万人接近事实得多。”

　　每一次遊行示威，举办方和官方各说各话，所说的人数相差特大，媒体和一些政治人物却喜欢引用毫无根据的主办方声称的数字。现在有了无人机，其实人们可直接在空中点算人头，把不同地段的人头密度抽样数一数，便不难推算出结果。

　　过去十多年来，反对派一直试图用“遊行人数”代表“主流民意”。以2013年“元旦遊行”为例，“民阵”当时称人数有13万，警方数字则是高峰期有2.6万人参加。而2003年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七一”遊行，“民阵”当时说50万人参加遊行，警方则称有35万人从维园正门出发。“民阵”主张16年后的今天，只要遊行人数达30万，就有望阻止《逃犯条例》修订。其实，当年50万人上街的背景是经济衰退、楼价暴跌、产生大量负资产等因素，导致社会怨气颇重，并非所有参加者都是衝着23条立法，一部分是因为对政府不满，要求时任特首董建华下台。纯粹为反23条立法而上街的人绝对没有50万人。何况，当年政府终止立法程序，主要是法案表决前，自由党议员突然“倒戈”改变立场所致，绝非因为遊行人数所致。

　　反对派一直在玩“数字遊戏”，据笔者爱玩数字遊戏的朋友说，“2048”、“数字10”、“数字消除”、“数字解密”等经典数字遊戏，都可以在手机应用程式商店下载。数字遊戏又称第九艺术，相对於传统遊戏，别具跨媒介特性。说到这裏，我们不妨也穿越时空、跨越领域，看看其他一些数字。

　　岂能无视支持修例民意

　　——三个多月前，多个反对派政党都在维园年宵市场开设摊位藉此吸金，但筹款数字明显较上一年下跌。“香港众志”筹得48万港元，较上一年大跌四成；“支联会”筹得35万港元，下跌7%……能不能说，反对派在市民心目中的分量，出现走下坡趋势？

　　——4月中旬，香港“护港安全撑修例大联盟”推动联署支持修例活动，截至5月10日，有24万市民联署；5月19日破36万人；5月24日破43万人。这数字的增长是否展示支持修例的主流民意呢？

　　数字还有更多，限於篇幅，无法都拿来“遊戏”。且看6月9日的遊行，参加人数是否如“民阵”所想般达30万人；“民阵”又会怎样操弄“数字遊戏”，市民可以拭目以待。

　　《亚洲週刊》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