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6月9日的和平遊行演变成翌日凌晨的街头衝突，再有12日示威者包围立法会，暴力衝击警方防线令事态升级。“泛民”、“民阵”等反对派人士甚至颠倒是非，声称警方武力攻击“手无寸铁”的示威者，然而根据电视画面以及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回应，市民可见大批蒙面示威者有组织地佔据龙和道及夏慤道，并有地盘被偷去铁枝及木板，甚至大量地砖被掘起，现场警员跟从指引在情势变得更加不可控之前，使用低杀伤力武器平暴。

　　这一场由“和平示威”演变成暴动的结果任何人都能想像到，“流血”是必然的代价，这代价既来自於不理性示威者，又需香港警队承受，但受创最深的却是整个香港社会，是香港引以为傲的法治精神，是身陷险境的年轻人。

　　报道指近日的连串衝突、暴动已造成逾80名警员及示威者受伤，部分人伤势严重，更有多名港大、中大、城大学生被捕。2014年的非法“佔中”已经证明，所谓“勇武抗争”并无助於推动社会进步，反而适得其反，使经济下沉、民生凋敝。经过5年沉澱，难道反思的后果是让“佔中”的代价在同一批人身上再付出一次？不难理解，为何多数社会运动首当其衝的参与者都是年轻人，他们朝气蓬勃，他们勇敢无畏，他们亟待为自己热爱的地方守护他们认为的“核心价值”，然而群体性煽动导致的“理性”与“疯狂”只一线之差。

　　在9日的遊行中，不少参加者都未能说出所谓的“反送中”到底是基於什麼、反对什麼，群体行动太容易让他们有归属感，有一种“虽千万人，吾亦往矣”的感於时势或沾沾自喜，殊不知结果往往是泯然众人，身陷险境。见教协副会长、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发起罢课就知，就连未成年学生都被无辜捲入政治漩涡，正如中大校长段崇智早前曾多次强调：“学校不应成为政治角力的场所”，否则就是失败。青年人本应是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如若继续主动或被动地“身陷险境”，势必会走到难以挽救的一步。

　　回到修例本身，香港特区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的初衷是处理去年发生的台湾杀人案，同时堵塞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上的漏洞，有法理依据又有现实迫切需要，却被反对派“妖魔化”致人人自危。想必任何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之人都能认识到《逃犯条例》无论是否修订，对绝大多数遵纪守法、安稳生活的平民百姓是毫无影响的。

　　如果要说他们的担心来源於对内地司法制度的不信任，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曾回应：“已经先后三次大幅加强法例建议中的保障——在人权方面的保障及其他方面的保障、程序上的保障，这些全部都有法律效力的”。暴动的场面仍然让人痛心疾首，事件过后，香港市民更应认清什麼样的做法是真正符合香港利益的，如果所有人都能够理性看清条例修订的具体措施与界限，想必也不会出现今日的局面。

　　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