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特首林郑月娥率司局长会见传媒，就当前香港局势等问题与记者互动，并借大众传媒与社会沟通。其间，有记者居然“提问”特首：“你几时去死？”如此激进的情绪、暴力的语言、无礼的态度，远离了传媒人客观採访报道的行为準则，丧失了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和道德準绳。其对传媒业造成的恶劣影响恐怕要写到香港的新闻史上“遗臭万年”了。迄今，没有记者及其所属媒体出来向特首道歉，令人遗憾。

　　黄丝记者纵容暴徒

　　这就是香港的传媒现状。在两个多月的暴力衝突中，一些传媒和传媒人的政治偏见为暴力行为推波助澜，火上浇油，起到极为负面的作用。香港动荡至今，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举一个小例子：某媒体刊登的一篇文章，夸讚激进黑衣人，称他们戴眼罩和口罩并非如一般人所认为，是害怕被查出参与暴乱，而是因为他们做勇武之事“不求美名”也就是“做了好事不留名”。如此肉麻夸讚施暴者，已经不能以“暴力同路人”来形容了。

　　在两个多月的暴力衝突中，类似的偏激报道比比皆是。激进分子把目标对準警方执法，试图削弱警权、消耗警力。而为社会仇警提供“弹藥”的部分媒介正是某些媒体。他们通过选择性的新闻事件报道，通过刻意剪辑的画面，强调“警方施暴”、“执法无理”；他们混淆因果，明明暴力分子施暴在先，警方执法在后，却一味指责是警方执法逼“市民”暴力在先；他们还对一些事件“未审先判”，把所有责任和问题都推到警方身上；指鹿为马，炮製假新闻的事件也比比皆是；一些记者还刻意挡在警方执法队伍面前，阻挡警方执法，为激进分子施暴和逃跑提供机会。

　　当有记者在暴力事件中贴身採访警方执法，警方虽有多次提醒保持安全距离，但电光火石之间，记者被衝撞难以避免。於是，有传媒工会和组织发起“停止警暴 捍卫新闻自由”的抗议，要求警方遵从警例，配合传媒採访工作，尊重新闻自由。而当内地《环球时报》记者在香港国际机场被暴徒禁锢和殴打，别说新闻自由，连人身自由都被限制的情况下，这些组织却对暴行轻描淡写，并质疑记者採访时未佩戴证件。事实上，两个月来，有记者佩戴记者证遭受黑衣人非难，有媒体从业人员外出吃饭遭骚扰，也没见这些传媒组织出来“伸张正义”，可见这些传媒、传媒组织已经蜕变为社运的政治工具。

　　传媒须承担社会责任

　　这两个月来，香港一直是个大火藥桶。激进分子不断刷新暴力程度，他们衝击并破坏立法会设施，瘫痪香港国际机场，先后衝击各区警署75次。每周如期而来的衝击和暴力令约180名警察受伤，激进分子有700多人因违法被拘捕。暴力还影响了社会秩序，影响经济民生。市民怨气很大，期待暴力停歇，止暴制乱的呼声强烈。在此情况下，社会上任何持份者，任何对社会负责任的界别、机构、团体，都应该努力推动社会尽早平息风波，恢复正常。其中大众传媒有更加不可推卸的责任。

　　大众传媒反映一种调节个人与社会关係的社会控制方式，传播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传播具有道德属性、社会责任。传播内容在传播过程中受社会伦理、道德、规範等的制约。美国出版的一本著名传播学专著《报刊的四种理论》将世界上的报刊体系劃分为四种，每种都有一个相应理论作指导，其中一种是社会责任理论。社会责任论认为自由是伴随着义务的，大众传播应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但又应对社会负责。社会责任理论下的大众传播媒介的职能，基本上与自由主义理论相同。也就是说，传媒需要在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公共利益上取得一个平衡。

　　传媒的社会责任概念已在世界範围内大行其道。一般认为，“社会责任论”至今仍是西方新闻和大众传媒的主导理论。虽然随着互联网兴起、信息密集快速传播，这一理论遭到挑战，面临现实困境，但对於网络媒体“社会责任论”的讨论依然在进行。

　　传媒因其特质更需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做社会安定和正常秩序的鼓吹支持者，尽力纾缓强烈的社会情绪，避免激化社会矛盾，避免让社会继续陷入无止境的对立和撕裂中。回归22年来，虽然总有人宣称新闻自由遭到侵蚀，但现实的情况是香港新闻自由依然如故。看每天的报纸、电视、电台，特别是网媒，非理性言论、煽动性、攻击性信息比比皆是。如果要以此论证香港新闻自由“丧失”，实在是不合逻辑。

　　一位传媒前辈曾经说过，回归后香港的新闻自由不是少了，而是有些滥用了，业界自律不够，新闻界还是要提倡社会责任。

　　此时此刻，在香港前进的关键时期，香港传媒如何面对当前社会困局，如何与社会各界一起解开这个结，会否令这个结成为死结，端看媒体社会责任的表现，以及传媒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当然，对於一些长期反国家，以搅乱香港人心、最终达至乱港为目的的媒体和“媒体人”，希望他们履行社会责任无异於缘木求鱼、与虎谋皮。对此，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那就是坚决抵制。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岛各界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