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6．9”大遊行后，香港街头不断发生暴力衝击警察事件，公共秩序不断被破坏，包括多个港铁站、机场、主要幹道等，都因为激进分子强行佔据而被瘫痪。如此逾两个月时间裏，立法会因大楼被破坏十月前无法开会、行政会议几度休会，行政长官如何应对？建制派在等待。反对派提出所谓的“五大诉求”，志在迫林郑下台。中央对林郑信心没动摇，相信她有办法有能力可把危机克服，但中央也不讳言有必要时会很快把局势平定下来。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接管机场

　　中央对特首的信心，基本上是来自“一国两制”的信心，邓小平早说过：“要相信香港人能把香港管好，要相信英国人做得到的，中国人也做得到。”保留港英留下来的制度不变，就是相信原有制度在“港人治港”的前提下，照样可以把香港管好。中央之所以不插手当前的乱局，正是因为香港本身的制度仍未到“时穷”，特首手上仍握有很大的权力可以克服当前的乱局，本文且试举出下列大权等待特首出手：

　　第一，行使酌情权

　　除了固定可让行政长官行使的职权外（见《基本法》第四章第一节），特首亦可因应情况的需要使用酌情权，这个权力可赋予行政长官作出临时的权力去应对重大问题，像当前反对派超越法律与体制的破坏公共利益与社会秩序的集体行动，维持公共安全的执法人员（警察）已难以及时有效恢复秩序，特首在此时此地便可动用其酌情权，下面是几个例子，特首是可以用其酌情权加以处理的。

　　案例一：机场骚乱

　　由於涉及的公共利益损害太大，若机场管理局无法阻止成千上万的激进分子瘫痪机场运作，警方也无法有效阻止，若禁制令也抓不胜抓，这种情况下特首可运用其酌情权。这一来特首不按常理出牌，可打的牌反而更多了，例如把机场全面接管，旅客与机场工作人员一律以“特别通行证”出入，所有通向机场的道路也採取特别行政处理（什麼有效办法都可用上！）；再不行的话，可考虑宣布机场进入紧急状态，根据《驻军法》向中央请求驻军协助恢复机场及其相关地区秩序，确保遊客安全和机场畅顺运作，直到政治风波结束为止。这种“局部紧急状态”好过等到局势全面失控后才宣布全港进入紧急状态。再不然就关闭机场，旅客转由澳门、深圳，甚至广州出入，以应不时之需要！

　　案例二：瘫痪港铁

　　虽然港铁公司已取得法庭“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地及故意妨碍或干扰铁路正常使用及运作、损坏车站内任何财物，及对车站造成骚扰。但禁制令是否有效仍有待观察，如果数以万计激进分子违反禁制令，执达吏只靠一纸禁令，面对人多势众，相信亦难以执法。若果出现这情况，特首便可採用酌情权宣布所有港铁车站进入“局部紧急状态”，向中央请求驻军协助维持秩序。

　　由上两个案例，可以引申到任何涉及暴乱的重大公共地方，都可用同样的办法：紧急状态。这样做的考虑是确保局势不致全面影响民生经济，考虑到香港有被全面拖垮之虞，保障全民的饭碗与安全毫无疑问已是：First Priority（首选），何况宣布“紧急状态”也是《基本法》赋予特首的合法合宪权力，没什麼负面不负面的问题，只有有无必要的问题！

　　第二，扩大行政会议

　　《基本法》第五十五条写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的成员由行政长官从行政机关的主要官员、立法会议员和社会人士中委任，其任免由行政长官决定……行政长官认为必要时可邀请有关人士列席会议。”这条文重点在“必要时”与“有关人士”两点，面对香港现时处於非常时期，现有行政会议恐难於应对当前局势，因此现在正是“必要”的关键时刻。

　　根据此条文，当前有不少危机在各个领域爆发，例如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员工的罢工危机；学生的罢课危机；质疑警察滥权的危机等等。特首都应快快考虑扩大行政会的列席人数，邀请法律界德高望重的“高人”列席行会，也可以邀请其他陷入罢工与罢课危机界别的“高人”入会。就以罢工来说，有代表性的业界“高人”不乏其人，只要肯诚心物色，不难找到；罢课也然，大学校长或资深教授过去港英时期已名正言顺获邀出任行政局成员，现在如此情况更有必要了！

　　至於对警队滥权的质疑，要封住悠悠众口，物色这方面的“高人”指点迷津，很有必要。医疗与教育界人员，一个是医病，一个是教人，都最不应该把政治带入医院与学校，如此严重问题若不早点处理，对医疗与教育两大公共机构的公信力为害无穷，长远而言很有必要全面检讨，当前的危机很有必要物色两业界的“高人”入会，共商大计！

　　第三，特首还有两把“尚方宝剑”没被善用，就是廉署和审计署，这两个机关依据《基本法》第五十七条与五十八条设立，都是权力特大，而且独立工作，不受其他部门左右，只对行政长官负责。

　　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