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政府上周宣布以《紧急法》订立“禁蒙面法”后，某些人随即翻出1967年反英抗暴时的《大公报》头版：“‘紧急法令’不管多少条统统无效　我们只奉行：爱国无罪抗暴有理”，并借此来攻击特区政府引用《紧急法》，意图让蒙面暴力继续肆虐。

　　不得不说，今日香港的暴乱与52年前的反英抗暴，两者在本质上完全不同，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1967年之所以发生反英抗暴，大背景是当时的港英政府贪污成风，在制度上极端压制排拒华人，资方对待劳工亦是极尽压榨之能事，当年的工人，或许连请假的权利也没有，假如弄坏工厂的机器，便不获发薪金。社会上存在巨大的阶级矛盾，基层市民生活苦不堪言，加上后来天星小轮加价等事作为导火索，引发民意的激烈反弹。

　　可以说，当年运动的本质，是要扭转社会上的这种不公平，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为工人争取他们应得的权利。但当年港英政府却把这些合理要求视而不见，根本无意解决社会矛盾，在多场劳资纠纷中偏袒资方，还镇压发起工运的工人，启动《紧急法》不过是消灭社会上异见声音的藉口。

　　谈到此处，少不免有人会问：那当年的情况与今时今日的香港，有什麼分别？答这个问题前，如果大家回想四个月前的香港，相信大多数香港人都会有种“the good old days”的感觉，而非60年代那种水深火热的痛苦。从这裏便能看出，即使现在社会并非全无不公平的现象，但至少市民的生活，远远没有52年前港英时代那麼苦不堪言。2019年6月前的香港，大家即使有时对前景感到迷惘，也不至於全然灰心，仍能在一个有秩序、有良好法治的环境下生活。

　　暴力不能争取民主公义

　　香港之所以出现如今的乱局，政府当然要付上一定责任，但同时也有一些政客、别有用心者煽动市民对政府和警方的仇恨，结果便是香港由原本罪案率极低、法治水平极高，转瞬间变成一座暴乱、黑色恐怖之城。要是市民可以选择，笔者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回到四个月前的香港。

　　当年港英政府竭尽全力打压异见，但到了今天，打压异见的到底是谁？示威者仍然有言论、遊行、集会自由，特区政府亦寻求以对话解决问题。反倒是暴徒遇到不合政见者，便“私了”製造白色恐怖。更重要的是，示威者最初的诉求是撤回修例，政府已经作出回应，惟暴徒非但仍未收手，暴力还不断升级，这怎可能说为了公义和民主自由？

　　另外一个重大分别，就是这次事件还涉及外国势力的介入。反英抗暴说到底，只是香港本地民众针对港英帝国主义的反抗；但今日这场政治风波，背后却有各种外力操盘。例如人所共知，美国总统特朗普意图利用香港的乱局，在贸易战迫使中方作更大让步；台湾民进党当局，亦意图以今次事件抹黑中央和“一国两制”，希望在来年大选为“台独”力量造势。

　　假如特区政府不当机立断，任由事件继续恶化，最坏的结局不但是香港沉沦，还会拖累到国家发展大业，届时事态就非特区政府所能控制。因此，政府能成功止暴制乱，才是目前第一要务，《紧急法》也就有其必要性。

　　但不论如何，52年前反英抗暴最终确实迫使了当时的港英政府作出大改革，香港也因而有了之后数十年的黄金时代。同样面对乱局，今日的特区政府也必须展现勇气和智慧，解决深层次矛盾和民生问题，才能避免同类事件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