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林郑月娥会同行政会议根据《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赋予的权力，所订立的《禁止蒙面规例》（“禁蒙面法”），在上周六凌晨正式生效。反对派藉此鼓动支持者上街，激进示威者则罔顾新规例的规定，继续蒙面四处捣乱，在各区打砸抢烧，社会安宁遭到严重破坏。有意见因而质疑“禁蒙面法”的成效，究竟能否达到止暴制乱的目标。

　　暴徒公然无视法律

　　其实，部分人质疑“禁蒙面法”的成效时，只会强调规例的颁布，进一步刺激反对派的支持者刻意蒙面上街，藉此表达他们对於新规例的不满。他们忽略甚至故意忽略的是，问题根源不在於政府颁布“禁蒙面法”，而是在於规例本身的阻吓性不足，造成部分人敢於作出触犯新规例的行为。

　　一条规例或法例是否具备阻吓性，首先需看其刑罚的轻重。因为刑罚本身若是过轻，或者歹徒作案时，不论有否蒙面，都不会加重刑罚，该条规例便难以产生阻吓性。举例来说，加拿大的“禁蒙面法”，违例者的最高刑罚是监禁十年，香港“禁蒙面法”的最高刑罚，只是监禁一年，条文本身又没订明，任何人若在参与非法集结或未经批准集结蒙面，将会加重刑罚。既然一个人参与非法集会或集结，不论蒙面与否，作案风险都是一样，新规例又怎能产生阻吓性呢？

　　当然，司法机关怎样处理和判刑，其实才是新规例有否阻吓性的最关键因素。因为香港的立法习惯，条文所订立的刑罚，并不是固定刑罚，而是最高刑罚。另一方面，法官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条例》，拥有量刑酌情权。换言之，只要条文并不是订立固定刑罚，不论最高刑罚是轻是重，法官都可在行使量刑酌情权时，判处他／她认为合适的刑罚，包括决定各项定罪同期还是分期执行、即时判监还是判处缓刑。

　　至於其刑罚能否产生阻吓性，往往没有可量化的客观标準，而是取决於法官主观的“专业判决”。在这情况下，便可能出现有人同时触犯非法集结和集结期间蒙面两罪，而法官最终判处社区服务令或者缓刑的结果。试问出现这样的判决，又能否产生阻吓性呢？大家心知肚明吧！

　　必须加重“禁蒙面法”刑罚

　　更重要的是，法官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条例》，还有批准保释，以及决定保释条件的权力。以“禁蒙面法”生效后首宗案件为例，东区裁判法院决定将案件押后至11月18日再讯，两名被告获准保释，保释金额分别是300元及1000元。本文无意评论案件，而是藉此指出一个事实：“禁蒙面法”有否成效，不只取决於蒙面的禁止範围，条文所订立的刑罚是轻是重，还取决於法官审判时的量刑、被告能否轻易获准保释，以及获准保释的条件。

　　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