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近四个月的暴乱，大学生与中学生不但参与其事，还是众多社群中最大的一个社群，也是最卖命的一群。本文作出这个判断并非毫无根据，各位只要到各间大学去了解，首先赫然可见的标语，在大学写在墙上或地上的字句，最多的是：“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不怕牺牲生命”。多间大学可以众口一辞，标语付诸行动的尽头，没一句不是要命的玩意儿。

　　被捕暴徒四成是青少年

　　近四个月来的街头暴乱，走在最前线敢用暴力与警察对打的“蒙面暴徒”最少有四成是青少年学生，这个数字是从警方捕获的疑犯中揭发出来的数字，这不是偶然，而是常态，可见青少年学生参与暴乱的情况已非其他社群可比，试问有哪一个人权社运组织可有足够的人力资源比得上大专院校以及中学人口的？

　　这样下去，如果要单靠警察执法，既对警员不公平，也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为今之计，更重要而可行性较高的办法是：围绕着大专院校与中学生的生活与学习环境下手。大学生仍未独立生活，因此在他们身边有父母兄弟姐妹以及亲朋好友，平时太平日子，无灾无难，身边众多家庭与社交圈子的成员，未必会注意到他们的子弟竟然参与长达四个月或更长的街头暴乱，四出搞破坏，引爆执法与犯法的暴力衝突。

　　如果他们知道，会有两种可能，一是支持他鼓励他去暴动，一是群起劝止他，前者的可能性不大，尤其是发生了第一枪几乎打死一位十八岁的中五学生事件后，整个社会也会从漠不关心到关怀自己子弟有无参与暴动，如果好好掌握到事件由伤人到杀人的转机时刻，发动十间大学所有家长与其家庭所有成员来一次全面检查，要大学生的生活圈子裏的每个家庭成员作出内部了解，查清自己子弟有无介入这次的暴乱，查明有的话就发挥亲情力量加以劝止。从整个大学来说，如果泛泛地劝止学生团体不要“革命”，很难收效，但若从具体有人有参与暴乱的个别案例去劝说，涉及学生的周边相关的人有系裏的老师、系主任、学生事务处、院长、校长等等，都负有应尽的教育责任。

　　家长举报发挥威慑力

　　如果最后连家庭与学校都无能为力，劝不到当事人回头，最后一着便只好由家长向警方投案，让警方採用法治的威慑力，有必要时备案调查，但不作一般犯案起诉到法庭，只用“调查”为由无限期随时请学生协助调查，这样做的好处是：对家庭来说，救命好过送命。对大学来说，好处是可以知道自己有多少学生已然参与暴乱行动。一旦失去“隐藏”的机会，他们便再也没机会有恃无恐，对整间大学来说，越是知道有多少学生已成为暴乱分子，所有的教学人员便再也没有藉口说自己：不知不罪，知道了还不尽导师的职责，整个系整个院以至整个大学都会无法向整个社会交代。

　　中学生一旦捲入暴乱将会更危险，因为中学的年龄刚好是在生理或心理的“叛逆年龄”，他们对所有权威都反感与反抗，这便是“佔中”三丑勤於走去中学发动“公民抗命”的原因。现在要在中学想办法阻止他们参与暴乱，学校可做的工作可从学生口中去打探，这打探的工作表面看来很难，主要难处是教员难以启齿向学生打探他们中有谁参与暴乱。

　　不过，只要有心留意，如果一间中学早已出现成群学生参加了暴乱，教职员不可能一无所知，何况这一波的暴乱组织已取得了大批学生参与，他们胆敢四出破坏，连所有港铁列车的所有设备也不放过，连商舖与商场也敌我分明，而且破坏到信心十足，已到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境地，在中学招兵买马根本就不是秘密了。只要中学负起教育的良心，怎会让自己子弟给人糟蹋⁈

　　最后必须一提的是所有教育的工作，都掌握在教育局，如果教育局局长不敢担当，政府可考虑设立一个“教育调查委员会”，专责调查学生参与暴乱的情况。如果政府无法成立这个调查委员会，专业的教联会可主动发动这个调查的工作，只要用心在挽救教育挽救学生，社会不难一呼百应！

　　试想想：一个“沙士病毒”，为了要防止无限传播，可以把整个屋邨或酒店封锁对外隔绝，学生如此大批捲入暴乱，可以不找出那间学校而及时加以对症下藥吗？现在不做足补救与预防工作，再下去二十八年的日子如何能安度过去？思之思之！

　　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