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4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区议会选举提名期开始。同一天下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主持记者会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根据《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因应危害公共安全而订立《禁止蒙面规例》（“禁蒙面法”），以禁止《公安条例》所规範的公众集会及遊行，以及非法集结；该规例於10月5日零时生效。

　　同一天发生的这两件事，标志着香港政治两场战鬥正式汇集，其一，是“黑色革命”和遏止“黑色革命”的战鬥；其二，是“拒中抗共”政治势力与爱国爱港阵营正式展开争夺下一届区议会控制权的战鬥。

　　从6月9日到6月15日，香港社会聚焦“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反对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的战鬥。6月15日下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例立法程序后，“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又一次组织大遊行，提出所谓的“五大诉求”，暴露其“黑色革命”的本质。从那一天开始，“黑色革命”就把争夺第六届区议会控制权，作为“拒中抗共”政治势力争夺香港管治权、进而变香港为独立政治实体，甚至“港独”的其中一个部署。

　　以这样的观点去看，就容易理解两点。第一，为什麼在10月4日前是“以拖待变”的绥靖方针主导本地力量反击“黑色革命”？第二，为什麼在“禁蒙面法”实施后，“黑色革命”重要推手黎智英立即发出“收兵”的指令？

　　在“拒中抗共”势力提出所谓的“五大诉求”，并把第五个诉求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台”修订为“重启政改，实行‘真普选’”后，本地某些人便领会到反修例只是藉口，“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及其外国主子的根本目的，是以“和理非”与暴乱相配合，逼迫中央同意“真普选”以根本改变香港特区的政治制度。这些人也明白，中央不可能屈服於“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及其外国主子。於是，便施展拖延战术─“挤牙膏”般逐渐回应“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局部诉求，同时，抵制“止暴制乱”所必需的强硬措施。

　　制订战术应对未来选战

　　9月4日，林郑月娥提出“四点措施”，被视为是软性地应对“黑色革命”。一个月后，她推出强硬地应对“黑色革命”新举措─“禁蒙面法”。耐人寻味的，是黎智英在10月6日《苹果日报》专栏发表《这不是硬拚的时候》，称：“香港政府在北京直接支配下，以警方的武力解决政治问题，最后导致警方趋於极端暴力，令抗争者被迫以升级暴力回应在所难免。他们唯一的出路是使抗争者失控，或以渗透者插赃嫁祸，造成极大伤亡，让抗争者失去市民和世人的同情和支持，形势逆转，让他们有藉口出动大型武装镇压逆权运动，令我们功亏一篑。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我们不能令他们得逞。”“我们的策略不是以激烈的对抗赢取对方，而是以道德权威不屈不挠的精神消耗对方。现在是我们冷静思考的时候。”

　　黎智英之前一直公开支持“黑色革命”暴乱，为什麼会突然“变调”？他在《这不是硬拚的时候》尾段称“写完稿林郑宣布《蒙面法》”，企图表明他指示暴徒“收兵”的决定，不是因为林郑月娥订立“禁蒙面法”。这是欲盖弥彰。“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及其外国主子的确顾虑“黑色革命”暴乱不断升级，可能招致中央政府强硬回击而使香港政局演变超出他们的设计。更重要的，是他们看清持续一百多天的“黑色革命”已达至动员支持者的阶段性目标。

　　迫使中央同意“真普选”以变香港为独立政治实体，是“黑色革命”的最终目标；夺取香港特区第六届区议会选举和明年第七届立法会选举胜利，进而控制2022年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则分别是为实现这一最终目标所必须达到的3个阶段性目标。如果暴乱继续升级而改变区议会选举日期，那麼，上述第一个阶段性目标便很可能达不到。我分析，正是基於如此研判，黎智英才急不可耐地在“禁蒙面法”生效翌日，向暴徒发出“收兵”的指令。

　　“黑色革命”的暴乱是必定会被平息的。问题是，在时间上遇到了第六届区议会选举，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就必须採取针锋相对的判断和部署，爱国爱港政治团体也必须制订和实施相应的战术，以达到既尽快止暴制乱、又力争第六届区议会仍由爱国爱港阵营佔主导地位的双重目标。必须指出，“黑色革命”已收穫动员“拒中抗共”政治势力的支持者之目的，有关方面必须採取“破局”举措。

　　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