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革命”暴乱持续已近半年。起初不少人预期，暴乱会在9月后收敛。事实是，10月1日变本加厉，以致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不得不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订立并实施《禁止蒙面规例》。新法律未能奏效，进入11月，暴乱急剧恶化，转变为恐怖主义。

　　为什麼2014年“佔中”运动自行消退的情形未能在5年后“黑色革命”重演？一个重要因素，是“黑色革命”被“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及其外国主子贴上政治正义的标籤，暴乱作为其主要手段和特征，被刻意美化。

　　无视破坏夸大“自我牺牲”

　　最近，《明报》副刊“星期日生活”先后发表两篇美化暴乱的文章，所阐述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

　　前一篇署名“安徒”的文章发表於2019年11月10日，题为《逆权抗争与政治自我牺牲》。作者称──“由反送中修例而爆发的逆权运动延绵数月，很多人都大惑不解，究竟是什麼因素让这场运动能够持续这麼长的时间。”作者认为，根本因素在於“政治自我牺牲”。“虽然到目前为止，香港的抗争运动还未遇上像自焚、致死的绝食等极端‘政治自我牺牲’方式，但是，周而复始地在街头上演犹如‘以卵击石’的所谓‘勇武抗争’，被捕被打的不计其数，但仍然前仆后继，说穿了其实也是另一种的‘政治自我牺牲’，远非真正的暴力革命。”“安徒”在文章结尾称：“只有参透这种弱势族群反抗的原理，端正‘革命的目的’，才能称得上真正超越和平与勇武之间的教条主义偏执，让重建共同体尊严的努力，化成可持久的政治主体建构。”

　　“安徒”称，“黑色革命”的目的是重建香港共同体。一星期后，11月17日，马嶽在《中大就是香港》一文中也认为：“这5个多月的反抗是为了什麼呀？就是明知不够打但也要保卫家园，你们没有权这样破坏我的香港，就此而已。”但是，马嶽进一步指出：“今年香港的反抗运动，慢慢被人定义为‘西柏林’，变成一个抵抗专制的孤岛。当全球民主退潮之际，香港作为自由城市，正在顽抗以保存我们仅有的自由。给世界看到的，也主要是一种对理想的坚持。”相比“安徒”，马嶽给“黑色革命”戴上了最时髦的桂冠，香港的“拒中抗共”政治势力俨然成了美国为首的西方若干国家与中国对垒的先驱队。

　　这样的观点，是建筑在臆想或幻想上的海市蜃楼。马嶽和“安徒”的文章，都无视近半年来“黑色革命”暴乱破坏香港公共交通设施，无差别对平民实施暴力、杀人，强迫普通市民罢工，迫使全港各类学校停课，把大学变成暴乱基地或堡垒，迫使8所政府资助大学或者提前结束本学期或者停止课堂授课改为线上授课，等等，等等，一步步把香港推向深渊。

　　推年轻人去送死

　　尤其，必须揭露的，是为“黑色革命”暴乱涂脂抹粉者却抽身於暴乱。试问：衝在暴乱第一线的黑衣蒙面青少年，有几个是“拒中抗共”政治势力领袖人物的子弟或晚辈？挥舞笔杆子口舌如簧者又有谁身先士卒衝在守护共同体的最前线？究竟是谁做“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及其外国主子的“炮灰”？

　　网络和平面媒体揭露的事实，是不少黑衣青少年为“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及其外国主子所僱用，各类武士“明码标价”，所谓“政治自我牺牲”是一种特殊的生意。不少黑衣青少年为金钱而卖命，他们口中所喊口号“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他们以手势表达“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都是按僱主要求的台词和动作。他们中间有多少人知道20世纪下半叶“冷战”时期有一个城市叫“西柏林”？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及其外国主子是在吃香港那些黑衣蒙面青少年的“人血馒头”！

　　“黑色革命”是美国调整其全球战略和对华战略后第一个利用香港打击和遏制中国的政治战役。特区既得利益团体中亲美国和西方者支持或同情“黑色革命”，不令人诧异。香港一部分居民不能与暴乱切割，或者即使反对暴乱却不愿意站出来反对和抵制，则是除了意识形态受西方影响外，更重要的因素，是他们对长期积累的经济民生深层次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深为不满。

　　资深评论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