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6日，我在本栏发表《这是无可退让的鬥争》，称──“修订《逃犯条例》已演变成一场政治决战，其结果将决定：第一，现任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能否继续有效执政；第二，香港能否在未来3年完成《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劃纲要》规定的第一阶段任务，即基本实现与粤澳两地的规则对接；第三，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能否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在那篇短评中，我还指出：“特区政府撤销9项罪行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反对者不以此为满足。情形彷彿2003年7月，时任行政长官对关於国家安全的本地立法草案提出修订以争取支持，结果，反对派得陇望蜀，提出更多的修订要求。”在那篇短评中，我还提出警告：“假如这一回，修订《逃犯条例》重蹈16年前《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本地立法工作之覆辙，那麼，香港将失去发展的机遇而从此沉沦。”

　　乱象回归后首见

　　7个月后重读旧文，我的心情十分沉重。7个月前提醒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重视的那些话，不幸而言中。眼下，“拒中抗共”政治势力正在为他们迫使行政长官撤回修订《逃犯条例》相关议案，并且成功夺取第六届区议会绝大多数议席和17个区议会的控制权而沾沾自喜，而香港支付的代价，却是社会进一步在政治上空前分裂，经济正在跌入很可能是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更严重的，是“一国两制”面临分离主义思潮和“港独”活动疯狂破坏和挑战。

　　“一国两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了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然而，香港回归祖国22年半，从来没有像眼下那般美国国旗、英国国旗在香港的街头被“拒中抗共”政治势力挥舞，从来没有像眼下那般“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公然向美英总领事馆表达对华盛顿和伦敦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感谢，并且要求和希望美英等西方国家制裁中国。

　　衡量香港繁荣稳定，固然不能以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相当於内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判断；但是，香港人均居住面积被内地居民人均居住积所抛离，香港人口老化日益严重而老有所养依旧流於空谈，香港传统产业或行业仅余金融业尚有优势，航空业领先位置正被内地大城市同类行业逼近，在新兴产业和行业方面，显然不及内地大城市。更严重的，是反修例演变成以暴乱为主要特征的“黑色革命”，黑衣蒙面暴徒长达6个多月的恐怖主义大肆破坏，使香港已不再是一座“安全”城市。

　　建制派在第六届区议会竞选中遭遇空前失败，使“拒中抗共”政治势力气焰极其嚣张，也使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的处境极为困难。如果“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继续实践，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以重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必须力挽狂澜的努力。

　　须切断外力指挥链条

　　於是，人们高度关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赴北京向国家领导人述职。本文刊登时，述职尚未进行。然而，从一个多月前，亦即11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会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时的谈话，和11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利亚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时就当前香港局势表明中国政府严正立场来推断，国家领导人将重申特区政府务必尽快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黑色革命”暴乱，只是在第六届区议会投票日前后暂时停止。这不是特区政府主动平定的结果，而是“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后台老闆幕后指挥和协调的体现。不能低估华盛顿和伦敦联手操控香港政治局势的能力。“黑色革命”缺乏传统政治运动的组织形式，似乎没有“大台”，其实，是借助互联网建立和运作了新型组织形式。

　　令人感慨的，是面对“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后台老闆利用新型组织形式所实施的持续暴乱，特区官员显得心劳力绌，只能呼籲香港居民协助。“拒中抗共”政治势力更嚣张。

　　有一种观点：暴乱已变成香港的“风土病”，在相当一段时间裏不可能被根除，只要它被限制在有限规模，就不必顾虑，可以把香港社会的注意力引向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这种观点，忽略“黑色革命”性质。它由美国策动，旨在夺取香港特区管治权，变香港为独立政治实体，充当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桥头堡。暴乱是其主要特征，也是逼特区政府就範的主要手段。夺得第六届区议会控制权只是“黑色革命”第一阶段目标，紧接着，它要夺取明年9月第七届立法会多数议席。不达目的，“黑色革命”不会主动结束，暴乱也就不会主动停止。止暴制乱，必须切断华盛顿指挥“黑色革命”的链条，必须把“黑色革命”暴乱的香港头目和主要打手绳之以法。

　　“擒贼先擒王”。六月暴乱以来，截至12月9日香港警方拘捕了6022人，约四成为学生，试问其中有谁是“黑色革命”暴乱的香港头目？ 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