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香港政治态势和政治形势都出现了重要变化。政治态势是指相对稳定的政治力量对比，在2019年，爱国爱港阵营呈现明显分化甚至分裂，另一方面“拒中抗共”政治阵营进一步整合，这样的变化，具有结构性特征。与这样的结构性演变相结合，是香港政治形势在2019年出现有利於“拒中抗共”的转变。总的看，香港2019年政治生态和政治形势演变严重阻碍“一国两制”与时俱进。

　　政治生态变化，首先暴露在香港工商界及其政治团体反对或质疑特区政府修例上。

　　自中英两国政府达成关於香港回归问题的联合声明以来，直至2019年“修例风波”，工商界及其政治团体一贯被视为爱国爱港阵营重要组成部分。其间，个别政治团体在若干政治议题上曾转变动摇，但是，总的看能同中央保持一致。2012年第四任行政长官时，工商界及其政治团体暴露分歧，但是，因为既得利益关係，而与基本政治立场无关。这一回反对修例，固然也同既得利益有关，但是，深刻的原因，是美国调整了全球战略和对华战略，迫使香港工商界及其政治团体重新选择站队。香港美国商会率先公开向特区政府修例发难，以及香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巨商在“修例风波”恶化为“黑色革命”后的公开言辞，都反映香港工商界开始发生政治立场的分化甚至分裂。

　　有人也许会以工商界政治团体在第六届区议会选举中也失利为据，质疑笔者关於他们在爱国爱港阵营中代表分化甚至分裂的论断。的确，它们没有离开爱国爱港大旗，这使他们也在区选中失利。但是，他们与美国、英国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以及他们深受西方价值观薰陶，必将使他们在中美两国进一步遏制与反遏制较量中加剧心理矛盾而在政治上更加摇摆。

　　自2014年非法“佔中”以来，“拒中抗共”政治势力除了所谓“泛民”外，增添主张“自决”或“港独”的激进分离势力。直至“黑色革命”爆发，“泛民”不赞同“港独”但不能与激进分离势力劃清界线；在政治鬥争策略上则坚持所谓“和理非”而反对激进分离势力诉诸暴力（“勇武”）。然而，自“黑色革命”爆发以来，“泛民”与激进分离势力全面合流，前者不仅不再反对“港独”，而且，放弃“和理非”公然支持“勇武”。

　　“拒中抗共”政治势力整合，而爱国爱港阵营分化甚至分裂，是政治生态的变化，也反映在政治形势变化上。进入2020年，二者都保持继续的趋势。如果这样的趋势不被扭转，那麼，9月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很可能重现去年区议会选举的局面。当然，“拒中抗共”政治势力难以控制立法会三分之二或以上的议席，但是，在地区直选中，他们可能得大多数；在功能界别，他们可能首度领先。

　　工商界须坚定爱国爱港

　　有人以2004年第三届立法会选举爱国爱港阵营扭转一年前区议会选举败局为例，认为今年的立法会选举也能扭转去年区选的败局。须知，16年前，是靠中央解释《基本法》有关条款并为香港特区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做规定，才扭转一度有利於“拒中抗共”势力的政治形势，而且，那时香港政治生态尚未出现不利於爱国爱港阵营的演变，所以是比较容易处理的。如今，政治形势变化是建立在政治生态变化的基础上，扭转政治形势谈何容易。

　　但是，如果不能在2020年上半年扭转政治形势，那麼，9月立法会选举很可能让“黑色革命”再次得逞。果如此，则明年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竞选和2022年第六任行政长官竞选，就更难遏制“拒中抗共”政治势力。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9年12月16日和19日两次肯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香港非常时期显示出的勇气和担当。人们希望林郑月娥不辜负国家领导人的殷切期望，把在短时间裏扭转香港政治形势的重任扎扎实实地担起来。

　　首先，特区政府管治班子必须在中美关係中站稳立场，坚定与国家站在一起。虽然未必能带动工商界所有重要人士，也未必能把工商界政治团体牢牢地团结在爱国爱港大旗下，但是，能够产生不可低估的正能量。

　　其次，特区政府管治班子必须坚决依靠爱国爱港中坚力量。在日常管治和施政过程中，不能没有爱国爱港中坚力量支持。鉴於香港政治形势错综複杂，现届立法会最后一年会期至今过去约两个月，仍未产生内务委员会正副主席，妨碍立法会正常运作。如果下届立法会主席落入“拒中抗共”政治势力手中，那麼，立法会将无法正常运作，政府施政将举步维艰。

　　资深评论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