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修例风波”未称得上结束，惟暴乱声势明显大不如前。对广大市民而言，这算是个好消息，但在纵暴派眼裏，就不能如此乐观了。

　　为了让暴乱延续下去，他们当然会利用一切机会，煽动市民对政府的不满和仇恨。眼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受到全城关注，纵暴派自然不会落於人后。

　　儘管武汉肺炎跟2003年的“沙士”不能一概而论，但如果单纯对照今日与十七年前的香港，却能发现两者的社会政治状况实在十分相似。当年除了“沙士”疫情外，还有基本法第23条立法引起的政治争议，后者被反对派利用抹黑中央政府，煽动市民的恐中情绪，加上当年特区政府处理疫情不力，使民怨益增，结果导致建制派在第二届区议会选举失利。

　　而今日的香港，一方面是“修例风波”，另一边厢则是武汉肺炎的隐患，接下来9月还有立法会换届选举，彷彿隐隐可见历史的重複。事实上，虽然纵暴派去年在区选中大胜，但这个“成果”本身已“消化”了相当一部分民意，“修例风波”的剩余能量正急速消散，警方加紧拘捕行动亦令“勇武”失血不少。而纵暴派为複製过去的成功，就必须维持社会的政治热度，随着武汉肺炎个案在全球不断增加，纵暴派自然不会放过大做文章的机会。

　　现在全港7百万人裏，谁最希望香港爆发疫症？一旦香港出现大量确诊病人，纵暴派便可以再拿出23条立法和修订《逃犯条例》时那一套，煽动市民的恐共、仇中情绪，同时也可以归咎特区政府防範疫情不力，从而自己尽揽政治光环。而且众所周知，纵暴派在“修例风波”期间一直想发动大规模和长时间的“三罢”，但屡次以失败告终。假如现时爆发疫症，就等於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有利“三罢”的环境。首先是学校很大机会会长时间停课，市面陷入萧条亦在所难免。如果情况恶化至与“沙士”时相若，大规模的裁员、结业潮也会蜂拥而至，届时纵暴派再发动“三罢”就简单得多了。

　　警惕利用疫症搞“三罢”

　　即使香港幸运地没有出现疫症，他们也可以针对内地或其他国家的情况，继续抹黑中央政府，并提出禁止所有内地人入境或每日限额等激进建议，在香港内部製造离心力。提出这类建议没有任何风险，但如果政府拒绝，日后只要出现一宗确诊个案，纵暴派也可以“马后炮”地指责政府“不听忠言”；假如政府照办，那就等於在零售、旅遊、饮食业的寒冬雪上加霜，受影响的打工仔和老闆一样会把怨气矛头对着政府。

　　再者，纵暴派经过“修例风波”一役，散布谣言、製造假新闻的技巧基本已无出其右。过去七个月，只要自称消息人士、内部人士、有朋友的朋友爆料，即使没有任何实质证据，部分市民对这些谣言、假新闻传闻深信不疑。假若今时今日，有人自称医管局职员、医生、护士或病毒专家，然后在网上发文说什麼武汉肺炎已在香港大规模秘密爆发，最近自杀的人其实都是病患者，尸体被非法处理云云，想必也会有人相信吧！既然连拜祭一个根本没死人的车站都做得出，那拜祭一堆从头到尾都不存在的病者，亦非不能想像。

　　必须强调，十七年前之所以让反对派佔到便宜，是因为当时的特区政府处理疫情反应过分缓慢，结果令疫情接近失控。今时今日的特区政府决不会再重蹈覆辙，即使再囉唆，也必须加强卫生宣传，加强本地疫情透明度，尽一切能力阻止疫情在社区大规模爆发。“沙士”是香港人集体回忆中痛苦的一部分，在这个理应全城团结对抗疫症的时刻，香港社会莫说团结，却仍处於两极分化的撕裂中，纵暴派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们也不在乎另一次“沙士”重临的惨剧，但香港已无法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候再承受一次剧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