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居屋丽晶花园居民反对住区附近兴建“九龙湾健康中心”设爱滋病治疗部门，持续抗议多年。2009年，为青少年提供更生教育的正生书院，因校舍破落，计劃迁至梅窝，引起居民激烈反对。2016年，专门服务有特别学习需要学生的“群育学校”大屿山东湾莫罗瑞华学校拟迁往屯门，遭邻近中学校长反对，指该校学生“存在较大机会与社区内不良分子、黑社会结聚的可能”。这些邻避效应的例子在香港屡见不鲜，还有越演越烈之势，经历2019区议会选举，乱港派全面攻佔区议会，社区邻避效应还有结合暴力之势。

　　香港经历大半年暴力社运，建立起社区为本的匿名通讯工具，邻避效应结合暴力抗争的趋势将对香港社会带来不可磨灭的苦难开端。邻避效应（英语：not in my back yard，简写是Nimby，意指“不要在我家的后院”），原意是住区居民抗拒不受欢迎设施设置在自己住区附近兴建，例如焚化炉、堆填区等等厌恶设施，在香港，近年就连公屋学校都反对兴建。

　　设隔离营无可避免

　　面对疫情严峻，特区政府急谋对策，其中设置隔离中心有助社区控制病毒传播，但房委会辖下的粉岭未入伙晖明邨计劃作隔离中心，即遭纵火破坏，区议员未见对暴力破坏说不。最新的例子是美孚文物馆旅舍，居民未有申请发起集会抗议，警方拘捕多人，包括属公民党的区议会副主席伍月兰。

　　先别讨论文物馆旅舍与美孚新邨相距犹如中环与金鐘之遥，公民党不就是以捍卫公义法治自居的吗？该党区会副主席参与未经批准的集会，何以该党连半声也不批评，反倒默认民粹暴力化的社区邻避效应？香港的法治建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是持有自以为对的意见，就可以超越法规要求，还直接助长暴力纵火等极端行为，那岂不是破坏法治基石？

　　当武汉花几天就建成火神山医院，逾千病床应对疫情。如果武汉肺炎在香港社区爆发，邻避效应加上暴力事件，病人只有家居隔离，病毒反而随处飘荡，人人都必自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