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气候变化的科学家不断警告我们，气候变化不仅会使海平面上升，导致极端天气频频出现，还会提高传染病发生的可能性。儘管气候变化和传染病爆发之间有这样显而易见的关係，我们对於气候变化的态度却与对此次新冠病毒危机的态度截然不同。

　　新冠病毒可以致命，但是它的死亡率相对较低。在疫情严重的地区，政府各部门迅速採取行动，开打防疫战。疫情可以得到控制，但整个社会也为此付出巨大的牺牲和代价。

　　反观气候变化，儘管气候变化导致了许多物种的灭绝，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政府在资源配置决策时，却很少会把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

　　气候与疫情爆发关係密切

　　简而言之，人们在直面传染病时常常表现出极度恐惧和悲观，但对於会 导致传染病可能爆发的事情，又往往低估其风险，甚至表现出天真的乐观。

　　高估传染病的风险，和低估气候变化的风险，实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概率忽视理论可以解释这两种现象。

　　无论是传染病还是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人们在风险面前往往不会计算风险发生的实际概率，大家的行为主要取决於这一风险的存在感强弱（即显著性偏见）、本能以及我们的即时情绪反应（即情绪启发效应）。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对於这一风险的认知产生极大的衝击。每天我们都被疫情新闻、世界各地确诊和死亡人数等信息所淹没。由此引发人们强烈的情绪反应，尤其是引发恐惧。这种显著性与恐惧情绪相结合，会使我们夸大对某件事发生的可能性的判断。

　　而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则恰恰相反。它的存在感并不强，在许多人看来气候变化属於遥远的未来。也许一些年轻人会更关注这个问题，但对於大多数人来说，气候变化的风险不会引起他们强烈的情绪反应。许多人都会因而长期低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

　　对新冠病毒和气候变化的不同反应，也源於所谓的“现时偏好”，即人们往往高估眼前的成本或收益，而忽视长期的影响。在新冠病毒面前，人们愿意立刻行动并付出一定代价，因为这种代价在短期内就能看到效果，即免受这一危险疾病对生命的威胁。但人们却不愿意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採取行动，哪怕是付出微小代价。因为这种行动的成效（如人类生存和自然环境保护）只能在未来才会体现出来，其效果由於现时偏好而大打折扣。

　　气候变化和传染病都是全球性问题。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离不开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但这种合作并不容易，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搭便车的动机。

　　在传染病问题上，因为传染病会让每个国家都付出高昂代价，大多数政府不得不採取一些防控措施来应对传染病。但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搭便车现象（以及随之而来的公地悲剧）似乎更加难以解决。对於某一单个的国家而言，即使不为应对气候变化採取行动，也可以从其他国家的行动中获得好处。如果各国都这样考虑问题，不愿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风险上有所作为，最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从对抗新冠病毒经验中，有助整理对抗气候变化的有效措施。

　　首先，对於希望採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的人们来说，这次疫情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气候变化与传染病爆发之间的关係。这场危机可提醒各国政府：“如果不希望更多这样的病毒危机再次爆发，我们必须为治理气候变化採取更有力的措施。”

　　其次，政府可採取有效行动来强调气候变化风险的重要性，以提高公众对该风险的认知。例如，可参考世卫实时公开疫情，各国政府也应定期公开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破坏和代价，以及未来局势将会如何进一步恶化的数据与信息。

　　第三，政府可採取措施以纠正人们的现时偏好。各国政府现在採取积极行动来抗击疫情的好处是显而易见。在治理气候变化上，各国也需要想办法提高公众的危机和忧患意识，让大家认识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已经迫在眉睫，必须马上採取挽救行动。

　　最后，气候变化造成的代价不一定要完全内生化，才会让各国採取有效行动。其实，每个国家都可以从对自身的影响中深切体会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损失，从而积极行动起来。比如，内地最先爆发疫情，中国同时也是碳排放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为中国在全球治理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创造了契机。通过这样做，中国也可以在降低未来出现传染病爆发的风险。

　　註：原文刊载於《新加坡今日报》，有删节

　　作者介绍：

　　吴逊是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学部主任和教授。

　　刘浩典是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学部高级讲师和公共政策实践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