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落实─明日之盼

　　在这迷茫又低迷的时刻，人们一遍又一遍地追问，“一国两制”在香港能不走样地走到2047年吗？2047年会提前降临吗？2047年后的香港会如何？其实，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邓小平在阐释“五十年不变”时曾表明，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实际上，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邓小平论“一国两制”》）基本法第五条规定五十年不变，但没有表明五十年后必变。香港回归后，尤其是近年来，中央领导人在各种场合表示“一国两制”不会变，种种迹象表明，“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是可以超越2047年的。（刘兆佳：《思考香港“一国两制”的未来》）眼下各界更应该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在香港正确贯彻“一国两制”，并使其顺利持续到2047年并且超越2047年。

　　坚守“一国两制”，保持战略定力。当“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遭遇挫折，坊间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产生动摇。必须明确的是，“一国两制”是一种战略而非策略，一种长久之策而非权宜之计。邓小平曾掷地有声地指出，讲信义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我们在协议中说五十年不变，就是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人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邓小平论“一国两制”》）三十年前，“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保障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最佳策略；三十年后，“一国两制”依然是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最佳策略。迄今为止，没有比“一国两制”更好的能为各界所接受的方案。“一国两制”为各方面所接受，并且符合各方面的利益，没有理由因为一时的挫折就动摇或改变。

　　谨守初衷，不忘初心，回归基本法文本。“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成功与否，取决於基本法的落实程度。基本法照顾了各方面的利益，凝聚了各持份者的共识，是中央与香港的最大公约数，也是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贯彻“一国两制”，落实基本法，需要明确“一国两制”是一个有机整体，维持“一国”与“两制”的平衡，既不可以“一国”全面压倒“两制”，也不可以“两制”公然对抗“一国”。贯彻“一国两制”，落实基本法，需要认真对待基本法文本，回归立法初心，不可刻意曲解基本法，也不可人为改造基本法，更不可以撇开基本法另搞一套。贯彻“一国两制”，落实基本法，需要维护基本法的权威，谨守权力和权利的界限，不逾越基本法劃定的底线与红线。

　　适时重启改革，渐进推进民主。香港回归之后，政改议题始终是京港角力的重中之重，双方不时为香港特区的民主进程争得不可开交。时至2014年，政改决定令“民主派”与特区政府分道扬镳，香港政局逐渐由“治”转“乱”。香港乱局因民主进程而起，也应该以民主进程而终。香港社会对民主孜孜以求，是因为不少人相信，没有民主普选，高度自治就没有保障。为了让香港由“乱”返“治”，双方应当放下对立心境，就相关议题重新展开磋商。应当看到，民主普选是香港社会的共同心愿，也是改善特区管治的关键所在。也应当明了，普选固然是政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根据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也是特区政改必须遵循的原则，民主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走出政改僵局，需要双方的善意、耐心以及作出妥协的意愿。

　　重建两地互信，弥合社会裂痕。“一国两制”将两种制度纳入一个国家的框架之下，贯彻落实这种制度安排需要中央对香港的包容和香港对中央的信任。从怀疑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央管治权可能为高度自治权所虚化、架空，而高度自治权也可能为中央管治权所压缩、掏空。在互信削弱和缺失的今天，双方的拉锯战令“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前途晦暗不明。“一国两制”的要义就是“和而不同”。为了安定香港民心、维护国家利益，中央与香港有必要重建互信，以沟通和对话驱逐疑虑的心魔。重建互信，需要中央和香港持平理性地看待对方的诉求，尊重对方的底线和核心利益，并在最大程度上求同存异。与此同时，弥合香港社会内部的裂痕，对於实现香港特区的良好管治也必不可少。

　　摒弃仇恨对立，回归理性务实。“一国两制”是务实主义的产物，其超越了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谋求在一个国家的框架下实现两种根本不同制度的和平共处，以理性务实的态度对待了各方面的利益。基本法也是从实际出发制定的（《邓小平论“一国两制”》）。理性务实才能实现各方面的利益，才能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与稳定。煽动仇恨、鼓吹暴力、谋求“揽炒”，不是理性务实的态度，也不符合多数人的利益，当然也是没有可能性和前途的。贯彻“一国两制”、落实基本法，宜摒弃仇恨对立，寻求合作共赢，宜避免极端偏激，回归理性务实。（略有删节）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