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实践接近23年所体现到的经验，如果用“繁荣安定”作为评价的标準，基本法确是做到了繁荣的建树，至於安定的工作，虽不至於政治社会失控的地步，但却有很多改善的空间。

　　谈到繁荣方面，因为中央和特区政府合作得很好，任何有助维持繁荣的需求，例如日常生活必需品、各行各业的需求、金融市场稳定等等，中央都一再保证会确保特区的繁荣不会受到这些重大因素影响。

　　繁荣方面的成绩已是有目共睹，本文在此不多谈。至於安定方面，在过去二十二年多破坏社会安定的事情持续发生，包括2003年的“七一遊行”、2014年的非法“佔中”、始於去年至今尚未止息的“黑衣暴乱”，这三场风波究其原因都是出於挑战中央对香港的主权，否定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23条立法维护国家安全；反基本法第45条妄想架空选举委员会推行所谓的“真普选”；“反修例”也是志在抹黑国家的司法制度，这三场风波都是衝着国家的主权而来，所以黑衣暴徒高呼要“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要“港独”要“自决”。自回归以来，香港持续发生多场政治风波、暴乱，这已充分说明香港的安定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如果有关问题不早日解决，而挑战国家主权的暴力一旦失控，香港繁荣势必也非要做“大手术”不可了！

　　既然“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是中央管治香港特区的方针政策，但从回归后发生的三大挑战国家主权的事件来看，即使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国家大可不必授权特区政府代行国家应有的权力。

　　“港人治港”不是“绝对自治”

　　本来，国家行为的事务已有国际标準，不应有模糊的空间。可是即使如此，由於基本法也写明“港人治港”，换言之，因为这一条，中央自1997年行使对香港特区的主权开始便讲明不派“京官”治港，这一来，“京官”便变成敏感词语，连中联办官员也要非常小心说话，以免被反对派诬衊中联办破坏“港人治港”。甚至终审法院寻求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释法，也会遭到香港部分法律界批评，言下之意是特区法院的终审权是终极的，是耶？非耶？根据国际法的主权界定：国家主权体现在最高无上的司法权力，否则便没有主权可言，香港既然不是主权国，又何来终审权？

　　由此说来，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凡属国家行为的事务，应为中央政府管辖，但基本法第十八、十九条虽也说明凡属国家行为的事务，概属中央政府的管辖权，特区法院没有管辖权，除非特区政府从中央政府取得授权的文件才能代行。类似这样的代行或授权下执行的有关国家行为的事务，在第十九条列出的有国防与外交“等”事务，国防外交以外的国家行为的事务由“等”字涵盖。

　　由此可见，回归以来，企图分裂国家的“港独”分子看準了“港人治港”可以大做文章，也看準了香港可自行立法和执法，趁机把“港人治港”权力无限放大，利用所谓的“民主、人权、自由”误导市民，煽动市民站在国家的对立面。严格来说，这不是“港人治港”出了问题，而是“港独”分子看準了特区政府的管治弱势。基本法订下“港人治港”的原则是“假设”港人有能力治港，因而授权特区政府代行制订有关国家安全等法律，结果实践证明这个“假设”有偏差。

　　既然二十二年的实践已证明有关国家行为事务的管治权力，被授权的特区政府已无法胜任，今后二十八年若要从基本法去加以改善，主要问题既出在“授权”无法兑现，要改基本法可从“授权”方面去进行修改工作！何况主权我属，授不授权，是我的权利，与“港人治港”的原则无关，大可放胆放心去修改！

　　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主任